中国股市的决策问责制何时才能启动？（新浪开博的第十六篇文章）
2007-06-15 14:00:17
现代社会的文明执政与文明行政取决于两个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因素:一是通过法律给行政权力划定明确的权力边界；二是通过制度制衡与社会制衡对行政权力形成强大约束。这两个方面的条件,在现阶段的中国都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由于实行双重立法体制,法律给政府预留了巨大的行权空间与扩权手段,使得行政权力很难接受国家法律的调整与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制衡行政权力的一些基本的法律制度与社会手段在我国都很不健全,这就使得行政部门基本上是处于有权力而无责任或权力大而责任小的行权状态,政策的制定不但没有必经的法律程序,而且还经常处于盲目、盲从与盲乱的状态，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了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甚至给国民财富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5.30”重大股市决策失误就是继1996年打压股市、2001年市价减持国有股之后的又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这个失误给中国股市的长远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因此，在中国股市中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失误的发现机制与错误的矫正机制的当务之急是启动中国股市的决策问责制，以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在宏观决策上的失误与走偏，进而向建立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现代市场经济关系迈出重要一步。
在中国股市中之所以需要尽快地启动决策问责制，是因为中国股市的人祸总是大于天灾。从1990年中国股市诞生以来，市场的运行可以说是饱经沧桑。在中国国民经济连续28年以年平均9.67%的速度高速成长的大背景下，2001年以后的股市却江河日下，走出了长达四年半、实际跌幅高达80%的大熊市，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股市的制度走偏，而制度走偏的背后恰恰是政策走偏与决策走偏。在经历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巨大制度阵痛以后，中国股市才刚刚回归制度发展与制度创新的正常轨道，股市政策就置千百万人的利益于不顾、在本土力量与国际投行较量的最关键时刻，出手对股市进行打压，不但使本国的投资者遭受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五分之一的近四万亿元的市值损失，而且还使国际投行大获其利并弹冠相庆，这样的决策失误如果再敷衍塞责，那就很难体现执政文明与行政文明。深圳成指在经历了政策打压后又屡创新高，上海股指也已接近历史高点，这说明这一轮的政策打压又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不及时地总结这次重大失误的惨痛教训，中国股市就将很难走出阴霾而走向晴朗，市场运行也就很难避免在政策市的诱导下出现接连不断的走偏。
在中国股市中之所以需要尽快地启动决策问责制，还因为决策者并没有真正看到强大的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历时一年半的超级大牛市，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正面因素与积极因素，它使得中国经济的资产证券化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使得中国股市的制度建设与市场建设有了一个现实的环境与适宜的土壤，更使得整个中国的资源配置体制与资源配置机制有了一个更为可靠也更为合理的载体，并且使得中国的整个经济改革在经历了28年的持续推进与不断演进之后终于迎来了制度嬗变的曙光。处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决策者们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而不是蹲在历史的洼地里去顺应潮流与把握趋势，把发展中国股市与资本市场提升到国家主导战略，满腔热情地予以推进而不是胆战心惊地予以阻延，更不能唯国际投行的马首是瞻做出违背市场实际与发展趋势的政治判断与政策判断，从而犯下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性错误。实践早已表明并且还在继续表明，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与有效运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对单个人或一群人的期待上，而必须寄希望于制度，寄希望于能够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强有力制度。
在中国股市中之所以需要尽快地启动决策问责制，更因为中国股市已经是一个能够左右整个国民经济命运与命脉的全局性市场。市场力量的强大使得中国股市日益承担起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时代重任，承载起从大国经济走向强国经济的历史责任。市场越发展，规模越扩大，就越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就越需要一个有效的制度制衡。新兴加转型的市场特点决定了政府与管理层既是市场的监管者同时又是市场发展的推动者这样的双重角色，在这样集双重角色于一身的体制背景与发展背景下，决策走偏的影响就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就不但是当前的而更是长远的。没有相应的法律体系与制度保障，市场与投资者的权益就很难得到正常的和有效的保护，而失去了这些必要保护的市场就不可能成为健康的与有序的市场。
有一个观点正在互联网的坊间流传：“5.30”的政策打压并不是针对中国股民，而是为了打击来自日本的巨额投机资本。日本的一些机构通过大幅抬高来自中国的产品价格，把巨额资金转到了中国国内的股市。因此，调整印花税税率这个“新半夜鸡叫”就是为了打击这种投机资本而保护民族利益。这个神秘的帖子确实很有欺骗性，并且已经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引起了困惑。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能否认，在中国股市中会有一些通过非法渠道进入的资金，但那绝不会是现阶段中国股市资金的主流。就中日贸易的状况来说，近年来也并没有太大的波动，以至于使得巨额资金能够通过贸易渠道进入中国股市。2004年，中日贸易额的增长为25.7%,2005年则降为9.9%，2006年虽有上升但也只为12.5%；而在2006年，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则扩大到240.8亿美元，从2002—2006年，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已累计达812亿美元；2006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减少了20.77%，实际投资额减少了29.6%。这些数据都表明，日本的资本通过贸易渠道而大规模进入中国股市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提出这种观点和主张很可能是为了混淆视听。退一步说，如果日本的资本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进入了中国股市，那就涉及洗钱犯罪与价格欺诈，中国政府就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予以查处和打击，而没有必要在深更半夜用“新半夜鸡叫”的方式来提高税收并且让整个中国的投资者“陪绑”。在国际投行大肆唱空中国股市并虚位以待的大背景下,生拉硬扯地把这次股市的决策失误与打击国际犯罪联系起来，实在是既文不对题也南辕北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