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15 11:29】
程超泽 曾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为澳大利亚《悉尼时报》财经版主编
新京报:你是怎么看待当下的“金融热”现象的?
程超泽: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2、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3、国际资本泛滥,而全球不看好美国经济,国际资本加快向中国流动。这些因素加起来,我认为是促成当前中国资本市场过热的最重要原因。对应中国经济的是,中国企业的业绩增长预期,我相信这种较高的预期还将持续,没有减弱的趋势。
中国的股市,不断有政策在护盘,一旦走过了头,就用政策或经济杠杆纠偏一下,例如加息,又例如印花税,都是对市场的一种调节。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是需要的,不能任着它走。问题出在2008年之后,长牛市走到那时可能情况会越来越复杂,人的心理会起越来越大的作用,我所指的是“高处不胜寒”的社会心理定势,这将影响市场的走势。钱太多了,将不断推升股市和楼市,直到大崩盘来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当人们期待的利好都过去之后,人心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我有一个观点,认为在1997年带头撤资的是国际资本,才造成了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以来,中国又陆续出现了黄金热、石油热、房市热、股票热、大宗商品热,再加上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些早年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他们要求撤资的意愿在2008年到2010年之间将非常强烈,这可能是中国股市大崩盘的前提。
新京报:政策性护盘可能压制一部分不稳定因素,那这部分风险会不会被累积起来,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释放出来,风险会更大?
程超泽:所以我一直在呼吁,*Z*F*要从现在起就开始为明天的大崩盘做好准备。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盛宴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花鼓总有一天要停止,而遭受损失的永远是那些后知后觉的小股民、小散户。他们没有很多钱,钱都是养命的,又不懂股市风险是什么。当国际资本以及国内市场主力大踏步地撤资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最为惨烈的,中产阶级甚至将面临消失的危机。我有一个问题,股市是否有可能永远一直这样长牛下去?如果不能,那么谁将是最后埋单的人?这个问题和对付自然界的地震是一样的,不能阻止它发生,那就及早做好防御准备,把损失降到最低。
新京报:你提到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具体问题出在哪里?
程超泽:资本泛滥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先预防的问题。我觉得*Z*F*应在防堵更多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上做出力度更大的努力,这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想将来如果要出问题,肯定是进入的巨额外资要大踏步撤退的问题。这些富可敌国的巨额国际资本是为逐利而来,他们一定要在某个时间段上兑现。我认为2008年到2010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段,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所以一定要有严格的监管制度。
新京报:像以往世界上的历次金融危机,你觉得其中有哪些普遍经验是可以应用在中国市场上的?中国市场又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是可能产生变数的?
程超泽:中国的情况永远有一个中国式的原因,和世界上别的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人口多,而且很多人刚刚解决温饱,充满对金钱的渴望。大家又都没有资本危机的意识和经验,因此中国投资人的素质比较低。所以除了*Z*F*要为明天的灾难做好准备之外,我们要下大力气来教育投资者,尤其那些小散户,让他们知道风险是什么,危机是什么,尤其是大崩盘是什么。不要说我危言耸听,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我在香港工作,亲眼见证了这场大风暴给香港人民带来的水深火热,那里每天平均有25人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