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坚决提振市场信心
http://yetan.ql.xingkong.com/archive/2008/03/13/341977.html 2008-3-13 9:24:55
让我们记住两句话。第一，所有的国家都是凯恩斯的孩子，美国与中国都是。第二，此轮世界经济大周期还没有过，中国正在深入参预国际经济循环，在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付出不菲的代价。
第一句话，针对的是非救市论，第二句话，针对的是中国经济与股市悲观论。
目前，针对救市还是不救市，市场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应该说，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政府与相关部门的职责不是救市，而是维护公平、公开的市场秩序，是为所有人市场参予者提供可靠的交易规范。政府的另一个职责是进行宏观调控，将经济周期的成本降至最低。
二战以后，所有人都成为凯恩斯的孩子，连实行市场化新经济政策的里根都是，他出台的经济政策多于以往大多数美国总统，不过是将增税改成降税。在经济突降的特殊时期，政府与有关部门尤其应该发挥拯救市场的职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其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中指出，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之所以恶化，40%的银行导闭，是由于美联储在此危急关头，没有开闸放水。货币发行通胀目标制的笃信者，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经济紧急下降的危险时刻，同样坚决地推出降息政策。
与此同时，欧美日央行不止一次联手给信用市场注资，美国政府降税——难道他们都是市场经济的反对派？此举不是为了一举扭转乾坤，而是为了免于市场崩溃，减少社会付出的成本。难道次级债危机不能就此结束，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就应该无所作为了吗？
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副主任欧阳泽华在两会期间提出没有所谓“救市”，但应有应急机制。他表示， 如果事情已经影响到市场的稳定，监管部门不有所作为，就背离了监管的初衷。这是负责任的表示，也是设立监管部门的初衷，否则，就是监管部门失职，浪费纳税人的钱财。
同样在两会期间，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指出，发行新基金不是为救市，而是市场化的举措。这句话反映的是范先生推进基金发行市场化的决心，而不是事实，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范先生应该比谁都清楚，我国基金从发行、拆分到购股比例，都处于监管部门严格的审核之下。
范福春同时强调，“股市不是什么人都能炒的，不可能天天向上，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不要入市。”这话说得含糊。股改之后，证监会确实在推进投资者风险教育，但这与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是两码事，绝不等于监管者可以因此卸责。
股市市值蒸发、股价下降本属市场寻常定价行为，但一个印花税上调导致市值一天之内蒸发1.2万亿，有关官员一句股市有泡沫加剧市场恐慌，导致万亿元市值蒸发——2001年，两市总市值蒸发仅3000亿，2002年为2000亿——违背了创造财产性收入的基本前提。此时责怪中小投资者，相当于责怪被抢者，平时为什么不练好七伤拳？再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人，也不能在一个允许融资额远超过本金（中国平安）、在股权激励成本几乎抹去公司一年利润（伊利股份）两年净利润（海南医药）的市场中，放心投资。有些事非证监会可管，但监管者可以做到管住自己的嘴和钱袋，同时提出保护投资者的具体建议。
投资者与纳税人，承担了数万亿元的金融机构改革成本，承担了国企做大做强的成本，几十万亿的市值在股市中被抹平——对于贡献者，我们应该保持敬意，只有尊敬民众的人才能受到民众的尊敬。尊重民众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权力，不是托市，不是突然发行基金让基金公司举哑铃——那也是投资者自己的钱，如此行事才违背市场本义——而是以市场能够承受的方式实现市场公平，以明确的预期给投资者以信心，以严厉的监管将股市交易成本降至最低。
同样要强调，因为股指的下挫对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持悲观论调是错误的，看看有多少中小盘股经受住了考验吧，看看道富银行流入中资概念的国际资金统计吧。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确实到了一个转折关口，三十年改革史，从允许先富到目前的和谐社会，从封闭的货币市场到越来越国际化的走向。在下一轮景气周期到来之前，中国经济在震荡调整，资本市场的下挫是在为此支付成本，支付国际经济下挫的成本，支付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支付金融机构转轨的成本，最终为整个社会的转型付出成本。企业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金融机构海外巨亏、各利益阶层之间的磨擦、与香港市场估值体系的趋同，最终都会反映在市场价格之中。
什么时候A股与H股估值系统合而为一了，资本市场定价权由市场化的人民币决定，货币与国企的难题一一化解，资本市场转型也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决策与管理机构此时应该以科学的决策与对民生的尊重来减少民众转型期的痛苦，而不是以对中小投资者的傲慢与对不同市场主体的倾斜，来展示自己的权力指数。有多少不公假捍卫经济安全之名而行，就有多少不公假市场化之名而行。
注：有人认为我开始唱空，对不起，失望去吧。我对大势的判断依然不变。
中国仍然是希望之土，如果中国经济下挫，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就无法进行。但经济确实面临风险，行政干预在增加，生产成本在上升，不当的紧缩政策可能使通胀变成滞胀，行政性的产业调整紧锣密鼓。
最大的不安全因素是货币政策，被西方世界抄底；国企做大的成本，使整个社会无法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