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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的这个县虽然属于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在县城里却绝对不会感到贫困，看到的恰恰相反，是贫困县的奢侈。各机关似乎在进行着一场铺张奢华的竞赛。
首先是县里各机关的办公楼一个比一个豪华漂亮。党政司法机关几乎没有哪一家的大楼不是占据了县城里最好的地段，占地合不合法不知道，反正地方都很宽敞。而负责官员的办公室更比高级宾馆豪华多了，各种物品花木应有尽有，有的官员一个人就占用好几间办公用房，室内装饰豪华，高级电器林立。与之相反，普通公务员的办公用品倒不算很过分，但也已经足以使办公绰绰有余了。
县领导出行都坐着四五十万元的豪华车。一些有钱的部门领导也毫不示弱，能买高档车的绝不要低档的，大家都以能坐高档车为荣，能买高档车方显示领导有能耐。按规定县级干部不可以配专车，但在这个县里，连有办法的科局长、乡镇书记和乡镇长都坐上了专车。县城本来没多大，这些官们上下班却要车子接送。而且不光自己用公车，子女亲属乃至司机也跟着沾光。而这些车所有的花费，最终当然是打入了行政成本中。
在公款吃喝方面这个县就更是大方，去吃公家饭时都要剩下大部分，否则就觉得小气。县城哪里有新开的饭店，都要去品尝一下。本地的高档餐厅几乎都是靠公款支撑的，越贵的地方花公款去吃的人就越多。仅我去的这个只有20多人编制的局，一年吃它个几百顿官饭着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每年的吃喝大约就要开销公款40多万元。这个县公款吃喝风的“盛行”，由下面这个例子可见一斑——某乡镇多家党政机关单位，在当地一家“X月楼”餐馆欠账吃喝，几年下来竟吃出“白条”近5000张，欠下了近300万的餐费，被不堪重负的餐馆老板告上了法院，最终只好拍卖掉镇政府大楼来还吃喝欠账。官饭吃到了需要老百姓采取打官司的方式去讨债的地步，不知是悲哀的幽默，还是幽默的悲哀？而机关人将做生意的百姓吃得倾家荡产，甚至将自己“吃饭”的“家什”——办公楼也“吃掉”了，这应已不是悲哀而是可怕了！
过去在学校时，总以为“吃喝风”就只是“铺张浪费”罢了。到了机关实习调查后，才知道“铺张浪费”只是“吃喝风”的表象。因为没有一个机关人真是因为生理需要、食不果腹而去揩“公家油”的。机关人钟情大吃大喝，展现的首先是国人自私而麻木的心态——反正是“公家”的，不吃白不吃——如果是自己掏腰包，恐怕没有一个机关人会这样“大手大脚”。更重要的是，吃了可不是白吃，除了能撑大肚皮外，还能捞到许多附加值。那就是，餐桌已成为机关与机关之间、机关人与机关人之间关系庸俗化、媚俗化的一个平台。大吃大喝谓之“联络感情”；来人招待是“天经地义”，别人不来主动去邀请谓之“要经常走走（把机关当亲戚场了）”，当然也“地义天经”；到了饭桌上，黄段子伴奏，吐沫飞溅，酒不是喝而是拼，几回合一拼，服务于民的“公仆”就成了行走江湖的“哥们”；“千好万好不如接待好”，在一些地方，只要把接待工作做好，其他工作自然也就“好”了；餐桌还是机关人献媚表功的绝佳之地，酒喝得越多，越能显示对领导的“忠诚”；“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同意同意”，一顿宴席下来，主义理论便丢到了爪哇国，什么原则制度之类统统被酒精化解，办公桌上办不成的事、不能办的事，饭桌上轻松“搞掂”……酒足饭饱之后还有依然是“公家请客”的余庆节目，跳舞、洗澡、按摩等，花样百出。在我去的这个县里，机关干部吃喝过后，醉死的、摔死的，寻衅滋事被小流氓打死的以及死在三陪女肚皮上的新闻，已屡见而不鲜了。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成为耗费行政成本的黑洞
以笔者在一个县的观察所得，比起豪华办公楼、高级轿车和吃喝风来，领导干部们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耗费的行政成本最多，简直可以说是个黑洞。
有一任县委书记为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创造出令上级刮目相看的政绩，一上任便号召全县人民来个“大灯光工程”，要求县城和各乡镇政府所在地一律要“路灯亮起来”。每个乡镇在投入了百姓白花花十来万银子后，路灯果然亮了起来。只是，大部分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人烟太稀少，每晚虽然有上千元电费点亮的路灯照着，大街上也找不着几个人。而另一任县委书记的“十百政绩工程”就更绝，他决心在全县创立“百亩油菜”、“百亩百合”、“百亩食用菌”……总共十个“百”的“政绩工程”，你乡油菜、我乡天麻，这边绿油油、那边黄橙橙，整齐划一、步调一致，要多气派有多气派。于是，全县公路沿线的各乡镇掀起了空前的砍树行动，统统地“百里长廊”，结果却是劳民伤财。还有一任书记到任后，觉得这个县又穷又没知名度，于是便决定，请会唱会跳的大腕们前来助阵，办一个在全国都叫得响、响当当的“艺术节”。于是，全县每个吃财政饭的人捐款400元，当然，为了不给广大干部职工添麻烦，就由财政部门直接从工资中扣取了；对县里那些做小生意的老百姓，则由工商、税务、卫生、城管几家执法部门服务到家、上门受捐了。结果是县的名声没打响，老百姓倒开始怨声载道了。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这个县里也被搞成了某些领导的政绩工程。今年各地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工作重点来抓，我们这里也不例外，动员会、报告会接连不断，又是成立领导小组，又是组织工作组，煞是热闹。但干事总要有资金，资金哪里来呢？领导一声令下，各单位自筹，有钱的单位比较好办，没有钱的单位，就要求职工捐款，可怜的职工又得为领导的政绩掏腰包了！单位自筹资金毕竟有限，为了显示一下政绩，只好做一点表面工作，要求各单位承包几户农民，把他们的房子原有的瓦片全部换成琉璃瓦，外墙全部粉刷一遍，让上级领导来视察时，感到焕然一新。
说到底，这些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其实就是领导干部的面子工程。我去的这个县的山区许多农民连温饱都还没有解决，许多儿童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而失学，不少农民因为无钱治病而等死，但这些似乎都不是需要某些领导干部解决的问题。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让上级领导看到自己的“成绩”，想的只是做官的脸面而没想过做官的职责，以致他们的脑子里很少考虑到要造福一方，想的总是怎么样为自己的仕途增加筹码。所以，他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总想弄出点响声和动静。这些工程基本都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都是很不得老百姓欢迎的，都不是老百姓自己想干的，很少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而是官员一相情愿，靠行政命令搞的，很多是重复建设，是极大的浪费，官员得了政绩升官了，但党和政府的形象、老百姓的利益却被损害了。
如何找钱成了政府最重要的工作
机构膨胀、人浮于事，铺张浪费愈演愈烈，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又成为黑洞，这都是要花大钱的，是很高昂的行政成本。而这个县又是国家级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才1400多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100多元，每年的财政收入仅有7000 多万，而财政支出则高达两亿多。由于财政入不敷出，公务人员的工资有时都难以保障，于是如何增加政府收入成为最主要的工作。政府每年都要下达各部门增收任务，年终进行考核，各部门也就只有千方百计搞创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