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http://news.QQ.com 2009年04月03日09:33 东北网 第 1 2 页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主流学者纷纷给出“危机是暂时的”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
2008年7月，当国际油价冲击147美元/桶，国内的能源研究机构众口一词地预测“国际油价即将冲上200美元/桶”，5个月后，他们被35美元/桶的新价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
“专家一预测，人类就发笑。”3月26日，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在一个论坛上被记者追问对中国外贸形势的预测时，不禁来了一句幽默。
学者和智库机构频出洋相，招致大量的舆论批评。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上直言“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3月19日出版的《瞭望》杂志则抨击说：“2008年4~7月份，国内经济形势已出现逆转时，‘抬轿派’学者还把经济增速下滑作为调控的成绩来宣扬。”
“误判频繁发生，除了专业功力不足的原因外，还在于国内现有的一些智库越来越多地囿于利益集团的束缚。”江涌说。
江涌曾就“部门利益”问题做过专题研究，他发现，一些部委下属的智库机构越来越注重于本部门的利益诉求。由于受到观点必须与所在单位一致的“内部纪律”约束，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有利于本部门的论点和论据，否则就会被领导批评。
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也成为国内不少智库的谋生手段。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一个招待会，“邀请了400多人，全是来自中国各重要的行政、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学者，他们过去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一位当时到场的研究所负责人回忆说。
有实力的民间商人也介入到对智库的资助。据江涌所知，山西几位煤老板在北京购置办公室，组织了一个智库，资助一部分专家进行研究，以便“专业地表达符合他们利益的观点”。
在江涌看来，智库机构不受规范地接受外部资助，结果便是“*****嘴软”，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者，难以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咨询服务。
“经济社会运行的复杂形势对目前的智库体系形成严峻挑战。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中国智库体系的转型。”刘克崮认为，智库系统变革的方向，就是建立高层次、综合性、半官办民的新型智库。
“半官半民”
国经中心的组建，被认为是这种转型的探索之一。
高层次、超部门，是对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期待。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挂帅领军，国经中心的高级别不言而喻。作为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
“针对金融危机这样复杂经济现象的研究，一定是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刘克崮介绍说，因此，国经中心的成员分别来自国家行政部门、各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
刘克崮走访了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7家国际高级智库，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智库体系中，最欠缺的是半官办民的智库，“官方智库受到体制内的各种因素影响，民间智库又离决策层比较远，对高层的意图和需求也不清楚。”
相比之下，美国高级智库的“官民结合”就做得很好。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在进入白宫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兰德公司等智库任职。离开白宫后又重回智库。“智库精英既接近民间又熟悉政府运作，知道决策层要什么”。
因此，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
不过，国经中心吸纳了许多大型国企为理事单位的做法也引来质疑。鉴于企业单位可能会为中心提供研究经费，有舆论对新智库能否保持独立性表示担心。江涌也主张，体制内的智库研究应全部由政府出资。
而刘克崮对此则并不格外担心，“任何智库的资金来源都是多元的，以社会来源为主，政府经费为辅，只是要避免单一地接受来自某一企业或行业的资助。要以课题费和研究成果为有偿使用为主。”
他举例说，兰德公司65%的收入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35%的收入来自州政府、外国政府、私营公司、基金会等不同的客户。由于实行规范的项目合作制，兰德得以成为美国政府名副其实的“外脑”，保持独立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