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角色错位
据闻，有香港金融圈同行一直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大陆股市的财经热点头条中，总是与证监会的政策有关系，而且总是集中于中国证监会，这在香港证券市场极其少见。
上届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曾经说过，证监会要做投资方与融资方中间的裁判员。众所周知，一个好的足球裁判，是要有能力保证一场足球比赛精彩而顺利地进行，作出大多数人内心深处认同的公正判罚，而同时让人们只会记住比赛本身，而不是裁判。
现在作为裁判的证监会却频频成了主角，让人不得不怀疑裁判本身的问题。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之前有机构做过这样一个调查：如果是投资亏损的，您认为最大的责任人是谁？参加投票的45483名网民，在券商、基金、黑庄、咨询机构、证监会、宏观经济、自身原因等7个原因选项中，74.96%的选择了证监会，远高于"自身原因"的11.13%。
为什么会怪罪证监会？在很多业内人士的眼里，这个自诞生之初就被赋予过多期待的部门权力太大了。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彼时活跃在中国财经界的几个核心人物，高西庆、李青原、王波明等一批改革开放后走出去又回归的人，促成了中国证券市场雏形的形成。1992年夏天，他们借鉴美国的监管模式促成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证监会成立之初，虽级别较低，但却是当时中央国家机关里面人员学历最高的一个部门。当时发行资源奇缺，所以各个地方尤其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跑过来要发行资源。一证监会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一个内部流传很广的经典故事：一个部主任可以教训企业，你回去把你们省长叫过来，我不跟你谈，叫你们省长来谈。
"正是这些原因，证监会开始有很多问题，具体的运行过程当中矛盾非常多，很多政策措施的出台都不到位"。上述证监会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青原也曾在多个场合称："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就走完了人家100多年的道路。很多问题的存在是难免的。"
而彼时，与证监会几乎同时成立的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主任是马忠智，王益和庄心一是副主任。王益是薄一波的秘书，庄心一是周道炯的秘书。两人主要负责重大政策和各部委的协调。
"在李剑阁之后，1995年11月到1999年2月，王益做了证监会副主席。王益这个人管得比较多，主要管交易和发行，整个市场的核心都在他手里。"一位证监会内部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说。
"王益掌握实权的几年，是中国证券史上投机最严重的几年。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监管制度的匮乏，庄家操控严重危害着市场"。一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同时，不难理解，为什么熟悉王益的人称：王益的目标曾是当证监会主席，但是告他的告状信有一尺高。
监管悄然变革
最近一些案件的爆发，说明有关部门从高层整理规范证券市场的力度逐渐加大，没有手软。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清场"的动作，主要纠正市场主体的不规范行为，有利于证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这种"规范的力度"在悄然结束的证监会人事变革中早有迹象。
4月10日，新华社公布了国务院对证监会有关负责人的任免情况。原证监会副主席、党委副书记范福春因已满退休年龄的原因而正式退休。而在此之前，范福春分管上市、稽查和研发系统三项业务工作。
原主席助理刘新华接替退休的范福春，被任命为副主席；原来由范福春主管的稽查业务由另一位副主席桂敏杰分管，桂敏杰同时任党委副书记，分管信息中心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人员"推磨"式晋升并不是平推，而是更换了齿轮。范福春原来分管上市、稽查和研发系统，现在，这三项业务并没有按照"平推"移交给继任者桂敏杰，而是把三项业务分摊给三位不同的领导分管"。
有评论人士将此解读为"分权，对中国证监会以往权力过于集中不动声色的纠正"。"证监会相关官员的权利过于集中，自然就有了寻租的需求和空间。"安邦咨询金融分析师李明旭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证监会此次调整中，桂敏杰要面对的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最棘手的难题-如何加强并实时监管。关于监管任务之重，从此前原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曾经向媒体的抱怨就可见一斑。据悉，她透露"有时候文件太多，不得不拿到家里去看"。
和史美伦时代的"监管年"一样，没有令人失望的是，有市场人士从融通一案中证监会的高效率窥出其对清理门户的决心，"当下负责稽查业务的证监会副主席桂敏杰对基金业现状十分熟悉，多年前当他的分管领域还是基金业务时，他曾多次当众指出，要保持强势的监管势头不动摇，对违法违规绝不留情。"
不知是否巧合，据统计，当时史美伦到任仅9个月，证监会发出40多项处罚和规章制度，她到来的2001年因而被称作"监管年"。在史美伦主持下，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发动监管风暴；证监会还提出，证监部门不会调控股票指数的涨落，更不能将调控股票指数作为工作目标或工作方针。为投资者"惩戒"了一批造假大王。甚至有人指责，"铁娘子"不顾国情的监管旋风打压了指数。
2001年，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海归中除了除高西庆和史美伦担任副主席外，其他大多担任部门副主任或者规划委员会委员(副局级)，包括张新、祁斌、周春生、张宁、李青原等人。曾有人开玩笑说，在当时的证监会不说英语是找不到朋友的。
他们在证监会全力推进法制化和市场化进程，开始大量引进现代监管思路。李青原去职后，海归派在证监会可以说至此告一段落。
同为海归派的市场部人士华生却说："确有一些海归派人士不仅没有完全吃透西方的那一套政策，而且也没吃透中国的国情。"
改革的步子再大一些
相较而言，尚福林更懂得国情。在一位市场人士看来，尚福林上任之初并不急于大刀阔斧地改革，而是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争取高层支持。这说明，他深知证券市场的问题不是证监会一家能解决的，必须要把握改革的步伐和时机。
但是尚福林的"过于稳重"也弄出笑话。据传言，尚福林在某工作会议上重拾去年工作目标，洋洋洒洒讲了一大篇，某位记者误点入了他去年的工作报告，照此写出的"实时"报道居然没出错。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表示，改革市场化的步子是不是可以更大一些？
证监会副主席桂敏杰在参加今年全国政协民建分组讨论会议时曾表示：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放弃改革，证监会年初已作出部署，今年证监会将进行多方面改革。
无独有偶，最近尚福林也在《中国金融》发表文章称，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放任自流的市场体系的缺陷，但也让我们看到，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没有发生改变。加强改革创新、完善我国市场机制仍然是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其实，要改革很简单，一句话，别管太多了。"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奇怪，为什么很多时候从市场的角度看很简单的一件事，一旦放到管理层上就会变得很难。为什么改革说来说去就是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比如新股发行的审批权，就是不愿意放，名义上是为了上市公司的质量，保证市场的发行秩序，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但这其实人为地造成了批文的稀缺性，为掌握权力的官员提供了寻租的空间。"安邦咨询金融分析师李明旭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此前，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对整个市场的监管完全依靠证监会来进行，这样的架构设计并不合理。一个部门的权力过大将使寻租现象难以遏制，必须使其受到约束。"
"证监会早该认清自身的权力边界，放开对证券市场的行政干预，把权力真正还给市场，不该管的不要管，该下放给交易所的权力要下放，由市场机制来优化配置资源，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安邦咨询金融分析师陈午和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发行制度应从审核制逐步过渡到注册制，建议企业直接向交易所提出申请。
"监管部门可以提出警示，并保留否决权。"在曹凤岐看来，作为监管部门，证监会主要职责是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市场秩序的公平、公正、公开，对内幕交易实施处罚。如果连审批的活都揽上，毕竟忙不过来，不如交给交易所，而且交易所更了解企业。
大部制改革报告执笔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方栓喜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概括，不能游戏规则由证监会来定，监管也由证监会来做。所谓，证监会既然是裁判员就不应下场踢球。
尚福林在最近发表的文章称，我国资本主义市场处于新兴加转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证监会如何当好裁判员，如何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口号落到实处是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