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没有停止，行业巨头们的扩张步伐还在不断加快，而上市融资成了助长他们疯狂扩张的催化剂。
益生股份的招股书显示，公司本次将公开发行2700万股，拟募集资金2.73亿元。上述募集资金将被用于“4.6万套祖代肉种鸡场建设项目”和“90 万套父母代肉种鸡场建设项目”。
不考虑其他公司的祖代鸡引种量，仅益生股份的引种量就将使国内祖代肉种鸡的存栏量，由目前的93.6万套增加至98.2万套。
“现在的套数已经把价格压成这样了，还扩大规模不是自寻死路嘛。”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下游养殖企业的负责人感叹之余也是颇为无奈。根据他的测算，这部分增加的祖代鸡存栏量，将导致下游商品代鸡苗增长2.5亿只左右。
除祖代鸡以为，益生股份此次募集资金投向的大头是90 万套父母代肉种鸡场建设项目(下称90万套父母代项目)，这也被认为是公司消化自身父母代鸡苗产能，并继续向中下游扩张的直接举措。
上述90万套父母代项目将达到，年更新父母代种鸡60万套、存栏量90 万套及年提供商品肉鸡雏鸡8028.80万只的规模。
根据益生股份管理层的计划，90万套父母代项目总投资为2.51亿元，该项目将在3年内建成。此外，因为占本次募集资金总额近92%，90万套父母代项目备受瞩目。
颇为巧合的是，益生股份的同城兄弟，民和股份的主营业务正是父母代肉种鸡苗的饲养以及商品代鸡苗的生产和销售。
2008年5月，民和股份上市时拟定的主要募集资金投向为55万套白羽父母代肉种鸡项目(下称55万套父母代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为1.05亿元，项目建设期1.5年。
对比两家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向后，记者发现民和股份摊销在每一万套上的建设成本为190万元，而益生股份的这一数据则高达278万元。时隔两年，在同一个项目上，益生股份所用的平均成本却突然比民和股份高出了46%。
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在上市近两年之后，按照募投计划，上述募投项目已经接近尾声，但2010年3月26日民和股份却发布了一份“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公告”。
在上述变更公告里，民和股份提出，上述55万套父母代项目累计已投入资金6029.52万元，后续尚需资金1006万元。
在民和股份最初拟定的1.05亿元的投资计划基础上，上述55万套父母代项目的投资总额被缩减为7035.52万元，降幅接近50%，平均每万套的投资成本也随之下降至127.92万元。
民和股份对募投资金的改变做出的解释为：原计划投资建设育雏场1个，育成场2个，产蛋场4个。调整后合并建设育雏育成场1个，产蛋场3个。
这意味着民和股份的养殖密度将大大增加，但民和股份董事会秘书张东明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养殖密度的增加并不影响鸡苗的生长，项目调整后依然可以满足原有养殖计划。”
“我们主要是通过加大科研开发力度来增加鸡笼的层高，以达到减少土地、鸡舍的投入费用的目的，同时也不影响项目进展。”张东明告诉本报记者。
与民和股份最终每万套127.92万元的投资成本相比，益生股份平均每万套高达278.74万元的投资成本，也使得原本只有46%的差距被瞬间拉大到117%。
“同样的钱给别人可以建成双倍的规模，这个的确比较罕见。”前述接受记者采访的投行人士对此也表示惊讶。
“公司要上市总要有个募集资金项目吧，具体怎么投资也不能光看招股书，不排除益生股份到时候也学民和股份变更募投项目。”华南一家大型券商的行业研究员则向本报记者坦言。
如今已经过会的益生股份或许并不需要再担忧募集资金的不合理，但令前述投行人士忧虑的是，“公众投资者们的现金流将被投入并不景气的行业，而且还被不合理的浪费掉，未来回报又将如何保证？”
解密股权“魔方”
记者统计发现，短短3年间曹积生累计从唐矛刚等6人手中以原价获取101.67万元出资额。而唐矛刚等人损失的651万元净资产尽数落入了曹积生的口袋。
过会光环的背后，益生股份还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如今已是全国最大的祖代鸡养殖企业的益生股份，其身世并不显赫。
益生股份披露的改制过程显示，其前身为原烟台市外经贸委下属的烟台市食品进出口公司的子公司--烟台外贸种禽公司，这是一家员工不足40人的微型国有企业。
1997年初，曹积生等34名烟台外贸种禽公司的员工，出资147.5万元筹备设立了益生股份的前身烟台益生种禽有限公司(下称益生种禽)，其中曹积生出资84.2万元，占出资总额的57.08%，为控股股东。
与此同时，益生种禽在外贸种禽公司的改制中，以130万元的价格接下了后者除土地外的全部资产，开始了一段新的创业之旅。
益生种禽第一次的股权变化发生在1998年，这年8月30日，徐永田、闫彬、李江山、李善强、曹丽艳、滕一坤、陈培军、衣杰娥8名股东选择退出，并将这些股份以出资额出售给李自友和耿培梁。
时任后勤部负责人的李自友因此而获得5万股出资额，时任副总经理的耿培梁则获得5.8万股的出资额。
同一天，益生种禽余下的27名股东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增资，益生种畜注册资本由147.5万元增至214.05万元，曹积生持股比例上升至57.37%。
此后，益生种禽又经过了多次股权转让和增资，最终形成了股份制变更之前1100.78万元的注册资本。并形成了26名出资人的结构，其中曹积生出资755.30万元，占比68.61%。
最有意思的股权转让发生在2005-2007年，也就是益生种禽股份制之前。
首先是2005年12月11日，李自友、孙忠才、王玲将各自股权以原始出资额转让给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曹积生。20天后，陈国庆也以同样价格将股权转让给曹积生。
2006年4月11日，唐矛刚将股权同样以原始出资额转让给曹积生，9月8日，王尧君的股权被以同样方式转让给曹积生。
如此密集而奇怪的股权转让行为引起了多方关注，因为在此前的股权转让中，并没有像这样全部集中到一个人手中。每一元出资额低至一块钱的转让价格更是让这样的转让颇具悲情色彩。
实际上，截止到益生种禽股改之前，公司的净资产已经高达8158.54万元，对应在每一元出资额上的净资产为7.41元，这意味着前述唐矛刚等原始出资人向曹积生每转让1元出资将损失6.41元。
记者统计发现，短短3年间曹积生累计从唐矛刚等6人手中以原价获取101.67万元出资额。而唐矛刚等人损失的651万元净资产尽数落入了曹积生的口袋。
为何曹积生能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完成对这些巨额财富的廉价收集？
记者联系了曾经将26.51万元出资额，按照原始出资额转让给曹积生的唐矛刚，在这笔交易中，唐矛刚净损失170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唐矛刚与著名演员唐国强和奥运冠军唐功红乃同村老乡，唐矛刚曾担任该村书记多年，并曾兼任多家村办企业的负责人。
2007年8月20日，在益生种禽股份制变更之前，一个叫刘英伟的股*****然出现。
曹积生将其名下12.22万元(占注册资本1.11%)的原始出资，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英伟，平均每1元出资的价格是8.18元。
这样的售价正是等于当时益生种禽的每1元出资所对应的净资产，如果对应益生股份2009年的每股收益，其市盈率更是只有8倍。
以员工之名的外部人入股
低价入股益生、又同时出现在安信证券保荐的两家公司中，刘英伟的身上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益生股份的管理层，益生股份又是为何冒险隐瞒刘英伟的真实身份？
疑问随之出现。曹积生购入出资额和售出出资额之间，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大的价差？而这些创业元老们又是为何甘愿赔本卖掉自己的股权呢？
“我判断他们之间并没有真的交易，只是一种代持关系，否则不同的时间段不可能有这么一致的价格，而且2006年股市已经开始进入牛市，谁愿意错过上市这样的好事？”上海一家券商的投行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如果上述专业人士的判断是真的，那么曹积生又为何要代持这些小股东的股权呢？益生股份的股权结构给出了答案。
经过一系列的股权整合和设计，截止到2007年变更为股份公司之前，益生种禽形成了1100.78万元的注册资本。其中曹积生出资755.30万元，占比68.61%。
2007年9月10日，益生种禽在8158.54万元的净资产基础上，按照1∶0.9928的比例，整体变更为股份制公司，变更后的益生股份总股本8100万股。
“按照益生股份的上市计划，公司公开发行2700万股，上市后总股本将增加至10800万股，原控股股东曹积生的持股比例就会从68.61%下降为51.46%。”上述投行人士分析。
至此，曹积生的股权魔方初露端倪。
为了保证上市后，自己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曹积生在上市前的股权整合煞费苦心，而那些看似利益受损的股东们，也许仅仅交出了投票权，却并不妨碍他们在幕后享受股权收益。唐矛刚回避的态度显然也让这样的推测颇具合理性。
另一个疑问接踵而至。表面来看，和曹积生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尚不能在公司上市时分得一杯羹，而一个到2007年8月才出现的新人却为何能得到这样的好处呢？
益生股份的招股书曾介绍刘英伟是公司北京办公室的主任，但事实却是益生股份在说谎。
“没听说过他们有北京办公室啊，我们一直都是直接跟山东那边联系，一般都是通过电话和传真联系业务。”山东益生在北京一家供货商的相关业务人员告诉记者。
6月4日，益生股份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再次向记者确认，公司在北京并没有设立办公室及其他固定的办公场所。
既然如此，刘英伟又是何方神圣？
在益生股份的招股书中，除了一个北京办公室主任的头衔外，对刘英伟再无其他描述。
巧合的是，在益生股份的保荐机构安信证券投行部保荐的另一个项目中，刘英伟再次出现。
这家公司正是4月20日被否的北京侏罗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这家公司的股东名单中，刘英伟赫然在列，而其披露的身份证号码也与益生股份的刘英伟完全一致。
在侏罗纪的招股书中，记者找到了刘英伟的详细履历。
刘英伟早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此后历任电子工业部二十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电子科学研究院工程师，北京中北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
生于1965年刘英伟在北京资本圈颇具实力，此人持有北京华夏泰信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90%的股权并担任董事长，持有北京金美福食府有限责任公司60%的股权并担任董事长。
此外，刘英伟还持有包头市神州佳苑酒店有限责任公司70%的股权、北京富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的股权并担任该公司董事，北京太合瑞视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0.5%的股权并担任该公司监事等等。
不过，上述信息在益生股份的招股书中均未披露。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刘英伟2001年至2003年曾在中欧国际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曹积生也是在2003年获得中欧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从时间上看，刘英伟与曹积生应有同窗之谊。
低价入股益生、又同时出现在安信证券保荐的两家公司中，刘英伟的身上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益生股份的管理层，益生股份又是为何冒险隐瞒刘英伟的真实身份？
背后的秘密或许不足为外人道也，但子虚乌有的北京办公室至少已经证明，益生股份在上市之前就已经违背了“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比同业公司高出一倍有余的投资成本、怪异的股权转让过程、有意回避股东的真实身份、急剧扩张导致行业失控……即便已经过会，但面对全国的养殖户和投资者，显然益生股份需要回答的问题还有很多。
而当本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向益生股份的投资者关系顾问提出直接采访公司管理层的要求时，却多次被以公司方面不方便为由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