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11-1-20 14:45:00 来源： 《创业家》杂志 作者： 卢旭成 王冀 卢山林 叶静 王巍
1997年-1998年刚好是淄博自动报价系统发展的关键期，如果那两年安全度过了，肯定能形成一个相当大的规模，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就不会拖这么久
一个市场的诞生
淄博的事应该从1988年说起。
1988年4月，国务院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批准淄博市周村区为全国性实验区，改革实验的主要内容是推进股份制改革，进行股票流通。当时股份制还是个新鲜的话题，乡镇企业对此也不感兴趣。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特意动员了50多名学生深入各大公司考察实习，在这个过程中给企业灌输股份制改革的意义。
与此同时，政府在加快淄博基金的筹备。当时我在体改委工作，兼任淄博基金服务中心主任。体改委是党政机关，不是金融机构，于是通过淄博市信托投资公司、交通银行及其他几家公司发起了淄博基金，这也是当时央行批准的唯一一只基金。淄博基金第一期金额是1亿元，因为其中60％必须投资于乡镇企业，当时大家担心资金用不完。
做了初步筛选后，淄博基金确定了首批拟投资的5家企业，共投资近2000万元。有了这5家的示范效应，后来的企业都很积极。前期的5家，差不多花费了半年时间，之后从5家增长到50家，只花了半年时间。1993年底时，淄博市已经有130多家股份制企业。
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增多，股票流转的声音不断出现。1992年年初，由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单位专家组成的股份制实验联合考察组在肯定淄博股份经济发展的同时，就曾指出实验方案中的“搞好股票流通”这项还没有展开。柜台交易由此应运而生。
开始首个柜台交易时，只有5名工作人员，其中2名负责卖，2名负责买，剩下1名负责在黑板上做记录，这个简易的手工交易程序也是当时刚刚从书里学到的。第一天，一家企业挂牌，没有人来交易；第二天，有了首笔交易；半个月后，股民们凌晨2点就已开始排队。因为人太多，开门时一度还挤碎了一扇玻璃门。当时的挂牌数已经有3家，工作人员都很辛苦，每天都要加班清点股票。
大半年后，也就是1993年，淄博有了4家柜台，同一只股票可以在不同柜台交易，这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两个柜台间可能有差价，于是股民们在这个柜台买进后立刻赶去另一个柜台卖出。为了抢时间，一度出现了柜霸，所以我们设想用计算机联网统一报价，这才有了后来的自动报价系统。
系统由9家金融机构发起设立，包括中农工建四大行，每家出资20万元，开发软件，起草交易规则、章程、信息披露办法。最初我们设定的是T＋0，但为了防范风险，专家建议采取T＋1。当时上交所采取的是T＋0，深交所是T＋1，证监会的两名专家经过半个月，才修订出淄博自动报价系统最后的章程、规则。
1993年9月18日，淄博自动报价系统创立大会召开。其实早在8月时，就已开始试点工作，9个网点联网第一天，通讯设备就出了问题，6个网点无法买卖，愤怒的股民要砸柜台，好在是线路问题，很快修复。有了这段前期运营，也保证了正式成立后的稳定运营。
后来发展很顺利，我们向体改委汇报能否辐射到省外，当时国家体改委主任高尚全批示，先采用电子联网，规范交易，逐步向省外辐射。1997年，我们在珠海、深圳、重庆、无锡、镇江、南通、扬州、武汉等地都有了网点，挂牌企业60多家，指数也从1994年的90多点上升到500多点，交易很活跃。
那些年，厉以宁、曹凤岐、刘纪鹏等知名学者都曾多次来淄博调研，献计献策，人总行、证监会、体改委等对淄博自动报价系统的发展也都曾表示过支持。
这个市场真的很先进 那个时候，企业是经常分红的，股民是时刻监督的。
有一年，在报价系统挂牌的山东万祥，在年初的股东大会上预计年终每股收益将达5毛钱，结果年底只实现3毛钱。在股东会现场，股民们纷纷质疑董事长及董事会，尽管董事会罗列了很多理由，股民还是不信服。最后公司说了实话，董事长得了癌症，这一年主要忙于就诊，企业交给一个年轻人来负责。解释这点后，股民们又对企业前景产生了质疑，“这个企业离了董事长就不行，这是很危险的”。
这个例子，可以发现，在淄博自动报价系统，很多投资者真实参与了股东大会，对年度计划及完成情况进行监督，并且提出很多尖锐问题。这也是区域性市场的好处，本地股民方便监督，对公司的运营情况也有机会了解和感受。现在的上海和深圳市场，股民真正关注企业经营及参与股东大会的非常少。如果当年银广夏也是在区域性市场，肯定不会出那样的事。
有了买卖，还不够，企业的发展还需要资金。于是我们想到了配股及送股，并探索出配股权证。当时还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国企股权不能低于70％，乡镇企业属于集体企业，也不能低于70％。但这种比例对于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起不到监督作用。
于是我们设计，在配股过程中，集体放弃不配，只给社会资本配。为了不让集体损失，就给他们配股权证，配股权证可以买卖，集体也可以收回资金。最初配股权证只有2毛钱，后来炒到了2块。诸如万祥等公司的集体股也从最初的70％，降到了后来的25％。
当时，李青原（后来曾任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在证监会起草股改文件，给我打电话，问我淄博这种做法是否适用于股改，我说不适用。因为上交所企业规模太大，要是通过这种形式，耗时太长，可能20年也不一定能完成，淄博报价系统里乡镇企业规模比较小，船小好掉头。
另外从交易手段来说，淄博当时很先进，在全国都是点对点的交易，任何一个股东都直接通过微机撮合交易。而上交所、深交所还有很多交易员，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委托给交易员，交易员再输入微机。我们没有中间环节，所以当时深交所的老总看了也觉得我们很先进。
从山峰到悬崖
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开始了更宏大的探索。
1997年年初，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委戴元成问我，淄博自动报价系统以后怎么发展。我说，能否将淄博、天津、武汉等市场联网，互相买卖，然后在此基础上成立场外市场交易联合会，再出一本杂志——《中国场外交易资本市场研究》。戴老很赞成这个想法。很快，天津交易所的负责人胡丽云一行人来访，说天津市很重视这件事，武汉也表态支持，在三方意见达成一致后，我们开始起草相关文件。
7月，中央调查小组来淄博调研，觉得我们这里交易很活跃，肯定有操纵市场的行为，于是组织了四五个人，选了一家最活跃的交易所，但查了2天2夜，也没查出问题。但当时的背景是各地市场遍地开花，部分区域很不规范，又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
8月、9月，危险的信号越来越强，可能要清理市场了。很快，中央发表了打压证券市场的文章，虽然针对的是上海市场、深圳市场的火爆情况，但对其他市场肯定有影响。
11月17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定下清理整顿基调，之后股市下跌，我们也成了被清理对象。在摘牌前的那段时间，我们限定了每天10％的涨跌幅，之前我们没有涨跌幅限制，为了活跃交易，还将证监会建议的T＋1改回了T＋0。
对于被清理，当时我们也明白，自动报价系统是淄博带的头，各地都是学淄博，只有关了淄博，其他才能都关掉。
当时我们压力很大，股民上访堵政府门，还切断了交通要道。股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国家批准的交易市场忽然就非法了。对于被摘牌企业，淄博制定了单独上市、吸收合并、捆绑、分红、回购等5种方案。政府给了7个单独上市的指标，后来有个没用，真可惜了。尽管政府积极化解问题，但是20多家持股分红的企业还是留下了很多问题。因为没有监管，很多企业不再分红，更有管理层直接掏空公司。虽然也有一些青岛企业做得很好，但主要来自企业管理层自身素养。
看着淄博市场的关闭，就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在关闭之前，我们想了很多种补救方式，找到著名学者吴敬琏，希望他能够保住这个市场。吴敬琏也给有关方面写信，说这个市场还是很规范的。但是很遗憾，所有的努力都没能改变最终的命运。（王道云为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王巍点评： 我们的监管是要推动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母亲的身份，是一家之长的地位和功能。母亲养育孩子是伟大的，训斥孩子是合理的，我们当然要感激和感恩。问题是，母亲不能把孩子永远绑在自己腰带上，永远以爱的名义去训斥甚至去打骂我们一辈子。（口述 王道云 整理 记者叶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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