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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李鸿章自述谈心04:大清国全民腐败 闷骚者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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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自述谈心04:大清国全民腐败 闷骚者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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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雪珥  近代史  晚清  改革  李鸿章  分类: 李鸿章谈心 2011-04-02 10:09

【雪珥专栏《李鸿章谈心》】04
 
宰相合肥天下瘦
 挤入仕途者大贪,未入仕途者小贪,窃国者侯,窃钩者不诛——法不责众也,或能开爿淘宝小铺,售卖其所窃之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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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此一联句,对仗工整,意味深长,惜乎竟不知何人所撰。以吾中华之大,草莽之中卧龙藏虎。无缘遍识天下英雄,实为鸿章平生憾事。
此联上句之“宰相”,便是说的区区在下,鸿章籍隶合肥;而下句“司农”,乃是帝师翁同龢,翁师傅籍隶常熟。以宰相之“肥”、司农之“熟”,而天下皆瘦、世间多荒,实在可算是诛心之责。位列宰辅,贵极人臣,职在调和鼎鼐,却不能令天下合“肥”、世间常“熟”,实在惶恐汗颜。
 
名缰利锁
 
后人以此联而讽鸿章贪墨自“肥”,倒是小觑了撰此联者愤世嫉俗的苦心和胸怀。人家哪里只是在讥讽鸿章与翁师傅二人,实在是一语骂尽天下官吏,尸位素餐,无所作为。
至于传言鸿章宦囊颇丰,甚或富可敌国,那实在亦是抬举了鸿章。鸿章名下产业,田亩之外,多是各洋务企业之股票。创办之时此皆无人问津之“垃圾股”,入股实乃冒险垂范,春耕秋收,至少算不得黑色收入。至于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实非吾之所有,代管而已。百年之后,鸿章财产早已公示,后人如有兴致,大可一一取证,切勿人云亦云。
倒是这“贪腐”二字,翻云覆雨,颠倒众生,人人恨之,却亦人人爱之,实在是吾国历史提纲挈领之所系。不读懂此二字,不惟盲然于史,亦恐盲然于今。
滚滚长江东逝水,百舸争流,千帆竞渡。高僧法磐却对高宗皇帝(乾隆)说,那只不过是两条船,一条是“名”、一条是“利”。此乃佛家谒语,却亦是洞明世事者之彻悟。
所谓名缰利锁,世间有几人能免此俗?道学之人,或可抵挡“利”之诱惑,不料却往往因此而堕入“名”之樊笼。名与利,实乃铜钱之两面。一面写着“乾隆通宝”,一面写着“吉祥如意”。但得“吉祥如意”朝上,不见“宝”字,莫非便不带着铜臭味了么?“名”乃形而上之“利”,“利”乃形而下之“名”。水*****融,如胶似漆,彼此彼此;五十步笑百步,却又何必何必呢?
在鸿章看来,法磐和尚实在还差了些火候。那滔滔江水之上,实仅一条船而已,左舷大写“名”字,右舷大书“利”字,随波逐流。
 
全民皆贪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人等,不仅乘搭“名利”之舟同船而渡,亦是怀拥“名利”之梦共枕而眠。梦里不知身是客,哪怕黄粱煮成了锅巴,一多半的人兀自沉醉不醒。
追名逐利,既是人之本性,则不以规矩,必难成方圆。世风日下,规矩崩溃,贪腐之风又岂止浩荡于官场,竟是全民皆贪、无人不腐。
人人所切齿者,貌似痛恨贪腐,实乃痛恨自己无缘贪腐、痛惜自己贪腐太少也。有何等土壤,即有何等收成;有何等人民,即有何等政府。吾国之风气,但知指天画地,痛责当道之人,仿佛世风日下、与己无关,却不知防微杜渐,正在于“匹夫有责”四字。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此乃庙堂之贪也;米中掺沙,酒里灌水,鸡鸭脖颈里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贪也。庙堂之贪,败坏法纪,匹夫之贪,败坏纲常,而匹夫犹愤愤不平于庙堂之贪。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即今日之谓也
鸿章毕生经办洋务,败多胜少,世人对此颇多讥评,以为洋务之败,在于以官压商。后人如梁启超者,以为“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此实乃食洋不化之书生愚见,不明世事之纸上谈兵。
“中国人最长于商”,其实只“长于”“官商”而已。君如不信,可遍数海外华商。但凡华商有所成就之地,如南洋诸岛者,莫不是民风贪腐、制度阙如,华商在此如鱼得水、呼风唤雨;至若法制凛然、秩序森严之国,如英吉利、如美利坚、如法兰西,鸿章未见华商有几人能成大业,亦不信百年后华商能成大业于此。原因无它,水土不服而已。向官靠拢、与官勾兑,乃华商之本能。干柴烈火,旷男怨女,官商之孽缘,实乃通奸、合奸,而非逼奸、强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何需将“商”打扮成受害之人呢?
甲午之役,有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者,深居吾国,潜心社情民意,冷眼旁观,乃有呈交天皇之煌煌奏稿《中国大势之倾向》,鞭辟入里,透彻肺腑。
依宗方之见,中国之革新虽为世人看好,以为必将雄起东方,成就为一等大国,但实非如此。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应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及其形体,表里洞照,内外兼察,始可说其国势所趋。今中国之外形,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
中国官场贿赂成风,政以贿成。明太祖剥皮揎草(将贪官剥皮后蒙在草人身上),雍正帝则创设养廉银,以期高薪养廉、杜绝聚敛,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中国士大夫,本为国家精英栋梁,口尊孔孟之学,却无非是做官之敲门砖而已。一旦得其位,却并不行其道,倡圣贤之言,行苟且之事。其中间或有人大声呼吁,却大半以反贪腐而博虚名,以博虚名而图实利。或是科场失利,恼羞成怒,如洪秀全者,假托救世之名,扯旗放炮,无非想的是取而代之,江山仅得半壁,其贪腐暴虐却已骇人听闻。
宗方以为,导致此种老朽之大原因,在于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乃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宗方坦言,国家者乃人民之集合体也,人民即国家之“分子”,“分子”既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宗方此论,切中要害。中国之贪腐,实与君主、共和之法统无关,与专制、民主之政体无关,与满人、汉人之族群无关,而与全民贪腐之千年基因有关。
鸿章绝敢断言,只要此种基因尚存,百年之后,即令政制巨变、沧海桑田,吾国人必将贪腐依然。人人皆以当官揽权为至要,挤入仕途者大贪,未入仕途者小贪,窃国者侯,窃钩者不诛——法不责众也,或能开爿淘宝小铺,售卖其所窃之钩……
 
利禄驱众
 
世间果有“君子”?或许有,但那是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然而,世上独独不缺将自己打扮为君子之人。但凡伪君子,其害远甚于真小人,皆因真小人易防,伪君子难察。
后世人撰《清史稿》,评说我李鸿章“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此话半真亦半假。
何为“志节之士”?又有哪些“志节之士”“不乐为用”呢?鸿章前思后想,估摸着撰史人之所谓“志节之士”,大约指的是“清流”。此辈人等,平日袖手谈心性,空话、大话、套话连篇,却办不了一件实事、正事。看似崖岸高峻,风骨凛然,实际上装腔作势,内中空虚。所谓的“志节”,实乃谋取终南捷径之道具,倘或鸿章果真以高官厚禄、或建功立业许之,正中其下怀,绝无拒绝之可能——除非嫌弃官微禄薄。鸿章此生阅人无数,唯独没有见过不为名利所动之人,分别只在于名之大小、利之多寡而已。然而,鸿章乃一办事之人,裱糊之匠,所需者亦只能是实干者、苦干者乃至傻干者,我要一堆伶牙俐齿却百无一用的鹦鹉何用?
至于“好以利禄驱众”,确是实话。名缰利锁,本就是无敌之器。即令道貌岸然如曾师(曾国藩),其激励湘军部众亦靠利禄。湘军虽被后人称为有“主义”之军,那无非是曾师把“利禄”包装在“主义”之锦盒内,时时刻刻以忠君爱民相教导,待到战刀见红之时,此类说教通通无用,银子才是硬道理。湘军所过之处,亦是“三光”,如匪劫无异。洪杨(太平天国)“国库”珍藏无数,曾九(曾国荃)光复南京之后,居然奏报一无所获,天下谁人能信?
鸿章之部属,确有不少利禄之徒。驾驭此辈“真小人”,无需转弯抹角,把方向、立规矩、明赏罚,直截了当,不须放屁。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有作为就能有地位,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不听其言,但观其行,前有胡萝卜,后有大棍棒,令其取之有道。即便依然贪腐,至少还能办事、还能办些实事好事,当此世道,夫复何求?
 
***   ***
“取之有道”四字,实在是绝大的一篇文章。
庆亲王奕劻求财,高调入云,毫不掩饰,声名远及欧美。世人多视之为贪鄙,孰不知其位极人臣,身处漩涡,时时有不测之祸,以此自娱且自污,求田问舍以示胸无大志,其苦心孤诣如此,令人扼腕(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庆王自然因此而成众矢之的。其实,那些道貌岸然之旁观者、诘难者,其贪墨之念、嫉妒之心未必逊色多少。
贪腐之道,以“闷骚”者为上品,庆王之辈只能算是中品。“闷骚”方是透彻骨髓之“骚”,甚或还能“骚”起贞洁大牌坊……



百年魔怪舞翩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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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1-04-06   
中国之贪腐,实与君主、共和之法统无关,与专制、民主之政体无关,与满人、汉人之族群无关,而与全民贪腐之千年基因有关。

同是中国人,台湾地区贪腐似乎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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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1-04-06   
拒绝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选择性记忆的有益尝试
 
拒绝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选择性记忆的有益尝试 ——
《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读后感
            文/亦忱 

        在中外历史学界,向有这样的传言:虽然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却在外国;虽然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最有价值和最具历史深度的文革学研究却在美国。这回,当我在前些年读过唐德刚撰写的《晚清七十年》之后,于新近再读移居澳洲的中国人雪珥先生所著的《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似乎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历史故事虽然发生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但对这段令中华民族深感屈辱和悲伤的历史,能真正拒绝进行选择性记忆的中国人。

        前段时间,我在网路漫无目的流浪时,与澳洲文友雪珥先生在虚拟世界不期而遇。那天,我借助于网路即时聊天工具同他闲聊时,得知他连载于《中国经营报》个人专栏与和讯博客上的一组解读近代中国历史的文章,冠以书名《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正式在国内付梓刊行并在新浪网站的读书频道连载。当时,雪珥为了让我一睹为快,遂将当初送出版社审稿的该书电子文本,传给了我,并非常谦虚地嘱我,阅后给他的这本新著提点意见。
       其实,在雪珥将他的新著电子版传给我系统地拜读之前,他这本书中的所有文章的删节精编版,我都认真地读过了一遍。因为我虽然不是《中国经营报》的读者,但是,却是他设于和讯网站的博客“雪珥:非职业历史拾荒者”的忠实读者,加之我们此前早已将对方的博客加了友情链接,我隔三差五都会很方便地溜达到他的博客上瞅瞅。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自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垃圾场中拾荒,其实是在西方世界和日本的报纸书刊中淘宝的海外中国人,究竟在他的著作中,给我们讲述了什么令人啧啧称奇的近代中国历史故事和推介了哪些历史人物。
       首先,我想说的话是,只要像我这种在中国三流大学拿了个不上台面的大专文凭的人,乃至一名合格的高中生,应该都对雪珥的新著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阅读困难。因为,雪珥在书中是用一种既通俗又时尚的清新语言,讲述他从欧美和东瀛报纸书刊中淘来的历史故事。他不仅把每一个故事都讲的风生水起,而且,其中所提到的每个中外人物,或是说的令人惊诧莫名,或是说的叫人击节赞叹,或是说的让人义愤填膺,自然,有些人物他也说的使人感到妙趣横生或匪夷所思。


        假如你日后在书店中随手翻开这本读物,只要大致瞄一下这本书的目录,当你看到诸如“谁动了李鸿章的奶酪?”“上山下乡: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大清全民都腐败’”,“日军为‘恢复中华’而战?”“巴山号:压断大清最后一根脊梁”,“大清精英缘何内讧? ”“‘猪尾巴’找到了尊严”,“日军家书:鞠躬尽瘁征讨中国”等等诸如此类非常扎人眼目的异样章节题目,不断地跳进你的眼帘,如果你确实是个近代中国历史知识的爱好者,大概你想不掏钱买单将该书携带回家,恐怕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吧?


        事实上,雪珥在书中所讲述的全部故事,只是构成近代中日对决的甲午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断面,以及兼带描述了一些活跃在这个历史断面中的最令人称奇的各色中外人等而已。书中无论是对满清时代中国那些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颟顸蒙昧的王公、官吏和军人,还是对落难中的日本间谍以亲如兄弟之情对待的愚昧无知的中国农夫,也无论是对冒着生命危险且无大和民族“公务员”头衔、得自筹资金开展间谍活动的日本热血青年,还是对处心积虑策动甲午中日战争的日军将领和内阁要员,以及对美英诸国那些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肮脏利益,在中日争端的调停中罔顾人世间道义和国际法公正的驻华使节们,雪珥在他娓娓道来的历史故事中,以他一支生花妙笔和曾经出任中国报纸记者的阅历和才情,都能让你感到一种似乎亲历于当时历史场景的现场感。
      
       自然,阅读这本书的思想经历,绝对不是一篇短文所能简单概括的。在此,我只想谈一个问题:如果你对百年前的老大中华帝国究竟为什么在同蕞尔小国日本的较量中,竟会如此这般匪夷所思走向完败而大惑不解,你其实根本就不用去阅读那厚如砖头的中国教育部延请的历史专家学者所编撰的大学历史教科书,而只要在雪珥的这本薄薄的著作中,去阅读如下的文字,你就一定会恍然大悟的。

       如,雪珥在“大清全民都腐败”这一节中,就这样既有根有据又绘声绘色地写道:18*****4月,(日本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艰。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

        此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中,最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然后强调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

 
       在这方面,分析得最为深刻,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雪珥注: 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 “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去,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 


       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 “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挥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

        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

       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

         一个来自敌国的民营间谍机构,却高调地将自己标榜为中国的解放者: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中国清政府已经腐败,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10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

        汉口乐善堂的这一决议,在今人看来似乎相当匪夷所思。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所谓的“兴亚主义”正是日本的主流,朝野都相信,进攻中国并非只是为了日本自身,而是为了拯救整个亚洲免遭欧洲的欺凌,为了黄种人能在与白种人的种族竞争中不至灭亡。

        其实,日本人从来就不认为清朝代表中华,而更多地将其当做一个占据了中华的“胡虏”,而自已以中华自居。

         1871年,中日两国在琉球事件后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乐善堂间谍宗方小太郎,为山县有朋亲率的日本第一军起草了一份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文采飞扬,主题几乎就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斗檄文:“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日军在中国用汉文发布的所有公告,几乎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解放者形象。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

       日本此后更是驾轻就熟地运用这种“驱除靼虏”的政策工具, 无非根据需要将“鞑虏”换成“白种人”、“欧洲人”而已,深深地渗透进此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大变动中,包括对兴中会、华兴会等的庇护,令辛亥革命这一民族革命从一开始就变得先天不足,而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

        当我手痒难耐,将雪珥的上述文字整段地搬到自己的博文之中时,我要请那些前来我的精神寒舍串门的网友们,原谅我生吞活剥地抄写雪珥的文字来代替对他著作的评价,也原谅我难以抑制地表达自己对百年前中华民族的不屑与亵渎,和对一衣带水的大和民族的敬仰与推崇。

        如今,我大概永远不会改变这样的论断:近代中国在那个堆积和充塞着屈辱、无耻、残暴、愚昧、荒唐的特定时代中,那些后脑勺上蓄了根“猪尾巴”的中国人,根本就不配叫作人,而只能叫做令人宰割和瓜分的猪才恰如其分。而那些对盛唐时代中国文化诚心向学,并真正继承了正宗中华文化和优良传统,并能写出一首首汉诗的日本人,其面对200多年来干尽了毁灭中华文化精髓的满清朝廷中那些颟顸愚昧的王公权贵们,才更有资格以中华文化的传人而自居。特别是当你<?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从雪珥">从雪珥</st1:personname>先生的著作中得知,当年孙中山得以号召四万万同胞齐心协力推翻既颟顸愚昧又抱残守缺的满清朝廷的那句极具杀伤力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经典口号,竟然其原创者是日本人时,我真不知道你会作何感想?


        读完《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掩卷遐思,我最强烈的感受是,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中国人,长期以来,对这段糟糕透顶的近代历史,一直采取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的既掩耳盗铃又恬不知耻的姿态,其实是当代中国人最愚昧、最荒唐的自欺欺人的行径。所谓“以史为鉴”的说辞,多年来经常被当代中国许多人喊得山响,我看几乎所有高唱此调的中国人,大概全是把这句话当作既自欺又欺人的陈词滥调来糊弄人,因为,任谁都能看到,在近代中国境内,究竟有谁认真践行过这几个字?

        也许,正是因为当代中国人对祖辈这段不堪回首的糟糕历史既混沌不清,又恬不知耻,所以,当下的中国人中才会产生那种写出奇书《中国不高兴》的“类人孩”*****们。在我看来,这些人完全是出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极度无知,才自以为是地对现代中国在经济上获得几十年高速增长而感觉极爽,以为凭借自己对历史的盲目精神自慰,就可以做到对现实的精神强奸仿佛很容易既遂。

        如果雪珥先生要我用一句话来简洁地概括自己对这本《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的读后感,我想说一句大概会令所有中国*****们心情添堵的孬话:
        可怜的中国人仿佛就像在中国不断治乱循坏的历史“莫比乌斯圈”中爬行的蚂蚁一样,以为自己一直在不停地向着人间最美好的乌托邦前进,结果辛辛苦苦地爬行100年,走了一个完整的轮回, 却在历经一个个漫长的阴霾之夜后,于新世纪的某一天突然醒来,结果木然地发现,原来,自己兜了一个怪圈,似乎又回到了当初祖辈们兴高采烈出发时的原点 。 


       老实说,当我在书中读到,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为了他的国家和民族能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满清朝廷及其军队,而作为一名自带干粮、没有任何公职身份,且随时都冒着被清军查获而掉脑袋的“志愿间谍”,居然能说出“大丈夫或时为乞丐、为奴仆、为小吏、为商贩,或为立于庙堂雄视宇内的英雄,或为仁人君子,皆随时势而浮沉,虽出没似无常,而一片至诚之念则贯穿万古也”这种再过1000年,都足以令大和民族感到骄傲的话语,我真的为自己那些活在和他同时代的中华前辈们,感到无比的羞耻和悲哀


[ 此帖被atmgzy在2011-04-06 14:34重新编辑 ]
百年魔怪舞翩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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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1-04-06   
贪腐不分国度,凡人都会有之。日本人“鸠山”不是说“人不为自,天诛地灭”吗。台湾陈水扁贪了多少?
zhenren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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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发表于: 2011-04-06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个原理是成立的。现在若多的苍蝇又叮上这个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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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11-04-06   
人人所切齿者,貌似痛恨贪腐,实乃痛恨自己无缘贪腐、痛惜自己贪腐太少也。有何等土壤,即有何等收成;有何等人民,即有何等政府。
xiaocaobeihei
0909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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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表于: 201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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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辈贪腐买办汉奸祸国殃民之流、比之前的中华前辈,不知道坏过几亿亿倍!!!
xiaocaobei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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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发表于: 2011-04-06   
这个李鸿章与李连英是不是一家人啊!都是大清国的反腐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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