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覃显文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称：“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
法治，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理想啊！可什么是法治，我们的政府和领导又有几分理解？那种党的事业高于宪法的法治？民众为官员抬轿牵马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了，那种以某个组织，以皇权贵族为最高利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种法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罪恶！不论你是三个代表还是十个代表，都不能是代表说的算，被代表的人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从孙志刚、唐福珍、杨佳、夏俊峰、邓玉娇、钱云会，直到今天的钱明奇，我们可以理顺这个国家民意发展的历程。从被害人向加害人的演变，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社会的浮燥、不安、暴戾。张宏良说的很对，“为什么他们要讲和谐社会？因为这个社会不和谐！”
在举国称赞本.拉登的民意面前，我们也许沾沾自喜反美教育的成功。其实则不然，我们忘记了本.拉登的另一种含义，那种天然的反政府、反制度的示范。从抚州的自杀式袭击中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民众面对冤曲已不再是被动委曲求全，而是试着反抗。事实上，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缺乏反抗的民族，更不是一个缺乏英雄的国家。自陈胜吴广起，中华大地几千年巡演不止，那种从乞丐到帝王的“中国梦”从没停止过。“中国梦”在过去有两种实现方法，一种是如同刘邦、朱元璋、毛泽东那样，摧毁旧王朝旧制度取而代之；另一种是金榜题名、作天下文章、为帝王之师。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前一种是以破坏现有社会制度来实现的，所以中国从来就是各家各姓各领风骚几百年。后一种是以制度的建设者来实现的，如孔子、董仲舒、朱熹、曾国藩，也是他们的思想促使中国作为一种整体的民族屹立于人类而几千年不灭。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安定的，和谐的。相比而言，30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也同此理。彼时是政治的高压，此时是经济的高压。政治权力的盘剥使得民众失去了声音，自郭沫若到余秋雨，文人软骨症暴发，最终整个阶层成为了权力者的狗。经济的盘剥使得民众失去了生活，房奴遍地。依存在户籍与政治地位上的非人性设计，把最广大的民众几乎全数沦为近乎要饭的贫民。不论你是办公室的白领，还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或是烈日下的建筑工都逃不出贫穷撩倒。谋生真的很难。大学生毕业生的蛋居不是一种行为艺术，而是对这个社会制度的真实写照。而此同时，我们看到了数以万计的亿万富豪，他们或穷奢极欲或移民海外。他们财富很多都与黄光裕一样，都是非红即黑。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官僚狼狈为奸，挤不进这个圈子的大多数人都彻底沦陷了。数以千万计的娼妓与超级GDP共唱繁荣、共谱盛世。
对法治的诉求，是一种最低成平的、平和的解决矛盾的捷径。而这种捷径必然的要求平等的当事人即原告被告，也必然需要独立的法官。而在中国现制度下，权力天然的被一个党派，一个组织所私有。而他们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天然的以民众之师自居。好象一个人站在珠峰之颠，挥手天下。因为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他最代表人类前进的方向，所以所有人必须臣服从于他。如同尼采的世界，除了那查拉斯图拉的超人，其它人都是需要拯救和教导的。如果这个组织悉是圣人倒也许真是民众之福，可惜却充斥蝇营苟且之辈。
法治只不过是耸立的楼阁，没了民主这块夯实的地基，永远只是南柯一梦，或者只是书本的一段文字。而民主又需要除去特权，如同美国那样。即使你是黑人的儿子奥巴马，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为美国的总统。在中国，民众连发出的声音都会被阉割，真的还有自由可言吗？一个自由被迫害与扼杀的国家，法治焉附？
在举国欢庆钱明奇的5.26，我们又当何去何从？一个抚州的网友说，“这种爆炸的声音是我自出生以来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声音！”抚州的那朵云彩是美丽的，更是悲壮的。贺卫方说，“那是民主的阵痛！”是的，如果是为了公平正义，如果是为了民主法治，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起点。更长的路需要中国民众去探索，不是用火药而是用选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