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许州官强奸民意　不让公民敲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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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我们中国向来不甘人后，我们中国司法也向来不甘人后。
　　曾经，我们以众多“诽谤领导罪”在世界刑事司法史上独树一帜。曾经，我们还以众多因“敲诈政府”而获刑的个案宣告了“政府”也能被“敲诈”，进而填补了另一项世界刑事司法空白。
　　个案一：两年前，河北张家口贾文等7村民被控涉嫌“敲诈勒索政府”。两年后，贾文等人收到了崇礼县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检方认为，贾文等在未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以组织部分拆迁户向上一级政府上访为由，索要超过管委会定价的补偿款，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据法律规定，对贾文等7人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新京报》6月2日，链接：http://news.163.com/11/0602/02/75GQHKCJ0001124J.html）
　　个案二：2008年－2009年，河北沧州多位农民因上访被指“敲诈政府”而获刑。此摘录2008年10月9日孟村法院一份一审判决书中的部分判词：“政府给两被告人三十万元，目的是为促使李宝凤从北京返回，”而“两被告人明知其进京会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故意以到北京相要挟，向政府勒索且数额巨大，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这宗案件里的被告人周其龙夫妇被以“敲诈勒索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后沧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新京报》2010年2月25日，链接：http://news.qq.com/a/20100225/000092.htm）
　　个案三：1999年，山西吕梁市临县兔坂镇农民马继文因为当年承包的荒沟土地被村民“抢”走后一直讨不到公道而走上了上访的道路。十年的坚持上访让当地政府头痛不已。2009年9月13日，正在北京“非正常上访”的马继文被北京警方抓获，后被移送回临县公安局。同年11月23日，马因“敲诈政府”获刑三年。（《东方早报》2010年7月6日，链接：http://news.163.com/10/0706/03/6ASMLVCE0001124J.html）
　　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方便地从互联网上找到上述个案的材料，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案件后来都“翻盘”了：有的是不起诉，有的是撤销案件，还有的是“偷偷把人放了”。还有多少因“敲诈政府”成了“敲诈勒索罪”的已决犯和嫌疑罪，无从得知。能够获得媒体关注，并能够成功披露出来的类似个案，总是少数。
　　有鉴于这一现象颇有蔓延之抛，知名时评人、从事侦查监督的杨涛检察官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流传颇广。其文标题就叫“根本没有‘敲诈政府罪’”。我基本认同他的分析，但不同意他重复一个连被批评对象也认同的事实——因为其实这些案件中，都没有堂而皇之地出现一个“敲诈政府罪”，那些法律文书上白纸黑字写着的，还是“敲诈勒索罪”。这个罪名现行刑法上就有。
　　“敲诈政府罪”其实是网民的创造，百度百科对“敲诈政府罪”是这样解释的：2010年网络新名词，是由一些农民不断上访，而引发的新的判刑性质事件。在诸多令人愤慨又令人无奈的社会现象面前，创造一个新网络热词来加以传播来表达，已成为网民惯常的选择。网络热词还因此被一些传播学者喻为“弱者的武器”。
从个案来分析，存不存在“敲诈政府罪”并非争议的焦点，作为被告的上访者是否“敲诈”了政府，以及政府能否被敲诈才是问题的实质。
　　上访者向当地党政官员或*****责任人提出了一些个人要求，就是“敲诈”吗？上访者都有纠纷缠身，也都有其合法权益。提出要求，只是表明上访者对其合法权益的期待，但这些要求是否就是合法的、正当的，还得另行判定。就象在民事诉讼中，原告人提出被告需向其赔偿100万元，而最终法院只判定被告赔偿1万元。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原告是在“敲诈勒索”。“提出请求”和“最终成交”的不一致，是纠纷解决中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至于政府能否被敲诈，在一轮又一轮的评论热潮中已经被讨论得较充分了。政府是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象征、承载体和实际行为体，政府的存在以公民让渡一部分权力为前提。换言之，政府其实是Ｎ个公民权力的集合。公民敲诈政府，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理解为自己敲诈他自己，除非这个政府不是为其公民利益而存在。想想看这是何等滑稽的场景：一个人拿着刀子对着自己要挟说，快拿钱来，否则我就要下手了！
　　“敲诈勒索罪”的另一个必备要件是，行为人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在上述个案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行为人都认为他们所要求的其实是他们合法的利益，而不是要“非法占有”。
　　这些法理分析其实不难理解。要追问的是，为何基层司法机关要冒天下和法治这双重“大不韪”，非要将上访者以“敲诈勒索罪”入刑。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入刑之意也不在“敲诈政府”，而在给他点color瞧瞧。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个案中的上访人，多是在敏感时间之前被关押。待敏感时间一过，上访人也领教了某些党政官员的专政手段，再给公共舆论或上级检察机关一个面子，予以不起诉或撤案也就无所谓了。真正对这些地方官员构成了“敲诈”的，其实是*****领域内的“零上访”指标以及敏感时间不得发生任何上访的口谕。上访人看中的是这一点，地方官员害怕的也是这一点。
　　看来，地方领导的“政绩压力”最终会转化为上访人的自由。如果没有“敲诈勒索罪”，也会有“诽谤领导罪”。这两个罪都不好用了，还会有别的“莫须有罪”。在地方党政一把手权力过大的现实之下，在官员唯上不唯民、唯上不唯法的国情之下，民权无法制约公权，司法无法独立于行政。这种变异的依附关系决定了，司法屡屡成为地方党政官员的*****，民众则成为官员肆意滥权的被害人。
　　在现行体制下，通过最高检察院收紧甚至上调“诽谤罪”、“敲诈勒索权”等案件的批捕权、起诉权，固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排除地方干扰，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但毕竟只是治标之策。终极的解决之道，仍在还权于民。选票权，才是免于政府被“敲诈”，民意被强奸的源头。当官员的去留掌握在当地选民而非上级官员的手里，敲诈政府罪、诽谤官员罪等等才会成为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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