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政府被批不可怕 可怕的是拖延塞责一错再错

 

原题：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人民观点·如何回应社会关切②）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
相对于经济发展成就、社会财富积累等“有形资产”，公信力属于“无形资产”。如同有形资产的建树需要集腋成裘，无形资产的*****也靠点滴积攒。不同的是，政府“无形资产”的流失，却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在近年来诸多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上，各级政府的不同回应，见证了“无形资产”的消长变化。
还记得2009年成都公交大火惨剧发生之后，信息公开的主动、及时，不仅消解了种种疑问、猜想，也使公众和政府“站在一起”去共同面对。而最近的深圳大运会，面对公众对“禁止农民工集体讨薪”的质疑，住建部门追回禁令并公开道歉，不仅呈现了特区的城市精神，也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的形象。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如果事情出现后不是衔恨披露信息者“瞎捅娄子”，而是尽力促成政府与民众的顺畅互动；事态激化后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着力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化危为机的“双赢局面”——政府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水平与公信力，百姓实现了正当的诉求和利益的公平。
我们有的干部，常误以为虚心听取批评、积极回应质疑，就会失了身份、丢了面子，甚至会削弱权威、消减威信。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任何治理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出现批评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矛盾拖延塞责，一错再错。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发酵的路线图表明，回应失当、进退失据，才是公信受损的症结所在，也才会陷入动辄得咎的“信任困境”：做好事和做坏事一样会受到批评，说真话和说假话一样会被质疑。
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我们应充分理解治国理政的各种艰难，了解地方政府承担的发展责任，体会广大领导干部面临的现实挑战。但越是这种时候，就越需恪守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越需增强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越需坚定对人心向背的清醒认识：政府公信的“无形资产”，远比经济成就等“有形资产”更为重要。不能让一些地方建起了气派摩登的高楼大厦，却在违规的强拆中离散了人心；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却因工程腐败蚕食了信任；创造了引以为傲的GDP，却让子孙在不断蔓延的污染中承受痛楚。一边建树“有形政绩”，一边流失“无形资产”，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行为，怎能不降低“信任指数”？
人民信任方可载舟。纵观90年风雨历程，我们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全国执政，正是因为“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信念和不懈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告诫党政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当前又特别提出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维护群众利益，政府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获得奋发作为的价值保障。
民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只要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并身体力行，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同心协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强拆出“新中国”，亦可毁灭新中国




文/魏英杰




神州无处不拆迁。有拆迁就有恶性拆迁和暴力*****。强拆让人愤怒，*****让人心酸。可不管“局外人”怎么看，无论国家有关部门如何三申五令，眼下似乎都难以阻挡强拆的暴力惯性。




这两天，一则消息在微博上被疯狂转播。内容是，东莞某花木场老板陈锋因为拆迁，把强拆者杨毅（二人均为化名）的头给割了下来，自己服毒后提着死者人头到警方自首。即便见多了强拆血案，这一事件仍足以让人感到震惊。




不过，经媒体核实（见6月2日《广州日报》东莞版），事实与微博上传播的内容有所出入。这一事件实际上发生于今年1月31日，也就是春节前三天。被杀害者严格上讲也不是什么强拆者，而是花木场的出租方——当地生态园的一名护林员，他平时负责收租和管理花木场。花木场临时租用生态园的地方，征用时必须搬迁。可这家花木场在这里开了5年多，包括事发前这次已经被要求搬迁三次。这一次，陈锋要求能否等过完年，让他把地上搬不动的花草卖完再交租、搬走，结果遭到拒绝。




大概是因为屡次被要求搬迁，加上这一次的损失，让花木场老板陈锋感到彻底绝望，进而采取报复措施。问题是，陈锋是拆迁的受害者，可杨毅同样是个无辜的受害者。他不过是生态园的管理员，并不是实际决策者。一个利益受损的被拆迁者把满腔仇恨撒在了另一个无辜的人身上，这是一个双重悲剧。应当说，如果生态园的决策措施能够人性化一点，或者陈锋能够理性一点，这一场悲剧完全可以避免，而不至于落得一个被杀一个服毒自尽的结局。




一声叹息。事实并不以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恰如那一起又一起的暴力拆迁事件，很多情况下加上这么一个“如果”，都不至于演变成为暴力事件。如果成都的政府官员不是那么野蛮，唐福珍不至于*****而死；如果江西宜黄官员不那么冷血，钟如九一家也不至于三个人都拿起汽油浇在自己头上……这些残酷的事实一再地给普通老百姓泼下一盘冷水，让人从一种绝望走向另一种绝望。当有官员高喊要“拆出一个新中国”的时候，他们大概不会不明白，这个强拆出来的“新中国”，沾满了被拆迁者的血和泪。




被拆迁者的血泪不可能就这么吞落肚里。血和泪必定会转化为仇恨，通过某种形式爆发出来。东莞这起拆迁引发的血案是这样，最近发生的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也是这样。在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中，肇事者钱明奇因拆迁问题多年未获解决，遂产生报复念头，在当地检察院、行政中心及药监局三处引爆炸药，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惨剧。这类针对无辜者乃至于不特定人群的暴力行为，严格来讲应当是一种“恐怖*****”行为。必须说，无论当事人有多大冤屈，这种行为都不能让人认同。




从这也可看出，面对强拆，被拆迁者除通过协商、上访等方式*****，还可能采取身体*****、暴力*****乃至于“恐怖*****”等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或者报复对方和社会。所谓身体*****就是“你再这样对我，我就死给你看”，暴力*****就是“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而“恐怖*****”则是“你不让我好过，我就让所有人都不好过”。无论哪种方式，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场悲剧。特别是针对无辜者或不特定人群的暴力行为，更可能把社会拖入动荡深渊。相信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社会景象。




从身体*****到恐怖*****，从自我伤害到伤害无辜人群，这些案例对执政者来说，犹如一记沉重的警钟。这表明，强拆已不仅涉及利益之争，也不仅是权利和权力的较量，而是关系社会稳定大局的重大问题。如果说腐败会动摇执政基础，强拆引发的后果可能更加致命——处理不好的话，这将葬送执政者的所有合法性资源。那时候，就算真的“拆出一个新中国”，强拆引发的仇恨意识和暴力行为，也足以毁灭这一切。




2011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