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7月13日 08:0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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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隆中对·社会
当某些官员威风八面、颐使气指时，何曾想过官员也有田万昌之惨；当某些法官言出法随、徇私枉法时，何曾想过法官也有冯缤之悲；当某些警察野蛮霸道、骄横跋扈时，何曾想过警察也有陈院刚之痛。
安立志
一条新闻很“给力”——— 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他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由于两年前女儿田小龙被一政协常委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他自己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一位曾分管“维稳”的官员，竟然成为“不稳定因素”，正是这条消息的“新闻眼”。其实，类似的闹剧每天都在上演，一些在他人看来或者自我感觉原本属于上层或强者的人士，顷刻之间沦为“社会下层”或“弱势群体”。搜检近年媒体，北京丰台警察遭遇强拆被打伤，湖北孝感法官无奈上访到高院，复旦博士之父被强拆人员打死，演员姚晨亲属之住房被强制拆迁……只不过，田万昌的“个案”更为典型而已。
警察、法官、官员、博士、演员，这些头衔，有的手握重权，有的令人艳羡。在现实社会中，似乎没有人敢于或能够侵犯这些人的合法权益。然而，社会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每个人都扮演着特定的社会角色。事实证明，侵犯者并不是剥离了社会外衣的自然人，往往以国家机器、执法机关或其授权者的面目而出现。在“地域政治”和“权力半径”客观存在的情况下，一方是国家机器与执法机关的化身，一方则是人单势孤、任凭宰割的鱼肉。在权力的“庄园”中，缺乏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往往嬗变为“南霸天”。正因如此，面对监督不畅、法治残缺的制度高墙，一个社会成员，不分强者与弱者，无论上层与下层，随时面临地位与身份跌落的可能性。别说城市摊贩、乡下民工，就是“体制中人”，也不具有免于恐惧、人身安全的绝对保障，说不定哪天大祸临头，栽倒在城墙之下。如果说湖北厅官夫人在省委门口遭到便衣暴打是“误会”的话，那么，分管政法与“维稳”的副市长成为上访者，就是明证。
每当此类事件曝光，人们往往只谴责侵犯者的道德与素质，而忽视了失去控制、张牙舞爪的这个半神半兽的“利维坦”，正是由于这种公权力，才构成了列宁所说的来自“自己国家的侵犯”(《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有马丁·尼莫拉牧师的铭文：“他们先是来抓*****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人。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再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当某些官员威风八面、颐使气指时，何曾想过官员也有田万昌之惨；当某些法官言出法随、徇私枉法时，何曾想过法官也有冯缤之悲；当某些警察野蛮霸道、骄横跋扈时，何曾想过警察也有陈院刚之痛。在“丛林规则”盛行的社会生态中，大权侵犯小权，大吏戕害小吏，原本就是司空见惯。不要以为权力在握，地位尊崇，身份特殊，迫害与冤案就与自己绝缘。田万昌的事例说明，在缺乏制约、不受监督的制度高墙之下，不论你是势要高官、当红明星、学界名流，任何人都没有绝对的避风港与安全岛。
要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政治制度层面，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健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温总理演讲)。在公民个人层面，当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要敢于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表明，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不可能来自什么“救星”和“恩赐”，只能通过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争取与奋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而这才是《国际歌》的精义。只有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切实促进民主、法治的健全，社会才能摆脱“丛林规则”，公民才能真正拥有安全感。
作者系山东杂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