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后门”正在瓦解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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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后门”正在腐蚀中国经济发展(一)
一、腐败己经转型
当人们对腐败的注意力仍放在贪污、受贿等这些传统腐败形式上的时候，尽管这种腐败的数量级已经比十年前增长十倍。例如，十年前贪腐3千万元人民币为大案，现在则发展到3个亿的数量级。但实际上，这种以贪污、受贿为特征的腐败，虽然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触目惊心的，但必竟通过反腐败的努力，从绝对数量上来说还是有所减少的。但是，另一种新形式的腐败则迅速蔓延，并己成为瓜分国民财富、造成两极分化扩大，并越来越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主要形式。
这种新形式的腐败就是：利用制度漏洞和在制定制度时留有后门进行的腐败，或者说利用制度对国民财富进行瓜分。通常大家所说利益集团如何如何，其实仅看到利益集团的利益行为这一层，从概念上来说，仍然是十分模糊的。因为利益集团，在各个国家、各个历史阶段上都会存在，因为利益一致而结成集团，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这甚至是个中性的名词。但是，利益集团利用制度漏洞和在制定制度时留有利益后门，并实现对国民财富进行瓜分，则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做到的。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由政府权力主导发展资本利益，在市场经济的开始阶段，当时缺乏资本，各地以招商引资为政绩，资本家以纳税数量作衡量纷纷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做代表，私产入宪等。通过权力与资本结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并经过30多年发展，现在的权力资本己经形成了一种强大而稳固的政治力量，也成为一种瓜分国民财富的主要形式。
为什么这些年来GDP连年快速增长，而普通国民福利却见不到实际的增长；为什么既使政府致力于国民福利增长，既使是稍稍提高劳动者工资，就会引起相应的物价上涨，通过通胀抵消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引起通胀的原因很多，此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因为，在国民财富分配中，还存在着一个大家看得到，而摸不着的巨大而隐形的漏洞，新增国民财富几乎都流入这些由制度而设定的“利益后门”者的口袋中。这些年来，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动在制造社会贫富不均，更有权力资本所制造的“利益后门”在新的数量级上不断加大贫富分化。GDP年年高速增长，虽然政府也做出很大的努力，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水平的提高仍然是十分缓慢，因为“利益后门”几乎鲸呑了新增的国民财富，此已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腐败的新特征
通过“利益后门”所形成的新型腐败，有如下一些特征：
1、 腐败与管理制度相联系。例如，当一个部门同时集立法(法律、法规的起草权与部门规章的设立权)、审批、管理与市场参与(干部可以兼职、委派、或者离退休后再任职)时，必定通过法规制度留有利益后门，甚至这种利益直接通过法律来表达。例如，铁道部的集管理与市场于一身，就是通过法律法规确定的； 证监会作为一个集证券行业法规的起草与设立、发行审查、业务审批、上市监管、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管理的实权正部级事业单位，具有直接向证券市场、管理对象收费的权力，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自己立法监管自己，而且还有明显的发行利益链条的部门。我国证券市场只有量的扩张、没有质的提高、圈钱20年如一日.，不能不说与此无关。
2、腐败不再是单个的权钱交易，而是通过设立制度，在整个集团内部普遍性受益，受益者往往是一个群体，当然这其中也必然包括直接权钱交易的部份，但有更多的是不好界定为权钱交易的经济利益。例如，授予与自己利益相关者的行业准入权、股票发行权、垄断经营权、项目入标、银行信贷、技术认证等等。在垄断性的国企管理中，通过自设管理制度，实现管理者自定工资、提成、福利与职务消费，将取之于社会的垄断利润分光吃光，使本企业工资水平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数倍、数十倍。
3、因为是通过制度性 “利益后门”而实现的腐败，因此，发案必是窝案，往往是集团犯案，合伙瓜分国有财产。像本次铁道部刘志军案，就同时暴露出运输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副局长苏顺虎、南昌铁路局局长邵力平、呼和浩特铁路局局长林奋强、副局长马俊飞等等一大批，还有暴露出多名司级官员兼职、信息中心书记一人兼任18家企业董事长的“奇迹”。
4、腐败的隐蔽性。利益输送不再是直接的钱权交易，一般是通过家族、亲信经营的企业来完成利益输送，或明或暗企业参股、企业兼职、派送官员、第三方利益兑现或延迟利益兑现等等五花八门的利益实现方式。多数都是在法律所未能界定的犯罪，因此不能通过法律来追究。当前的反腐败反不到他们。因此，传统的反腐败证据界定在应对新型腐败中不起作用。
5、 腐败的数量不再是千万级的，而是十亿级的。例如，据已揭露的铁道部张曙光在美国和瑞士有存款28亿美元、刘志军案值也在十亿元以上。
6、 已经形成稳固的利益集团。经过20多年的演变，我国己经形成明显而且稳固利益集团己有：铁道、金融证券、公路、房地产、垄断的国资集团等等。这些利益集团都有如下的一些共同特点：有自定的稳固法规、政策支持，有行业垄断的特点，有远高于社会平均值的收入。任何人想要撼动已非易事。既使是来自高层的调控与整顿，例如，高速公路收费整顿、房地产宏观调控等，虽下大力气而难撼动这些利益链条的皮毛，每每总有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利益后门”正在腐蚀中国经济发展(二)
三、什么叫“利益后门”
什么叫“利益后门”，利益后门与贪污、受贿不同，贪污、受贿是直接的权力与财富交换，但利益后门则不是这种直接的交换，他是权力先与特许权、垄断权、特许经营、行业准入、招标入围、资本的人事任用权相交换；尔后，垄断利益获得者或者是权力者的亲友，家族企业，或者是通过直接返回财富形式(由于存在着位置差、时间差，反贪局无法追究)，或者是间接返回财富的形式，如出国、度假、送三奶，各种超级消费等等。通过这些间接的权钱交换，巨大的社会财富都旁路了。因为这些权力，都通过职务内的管理权来实现的，有些甚至是法定的权力。因此，虽然造成巨大的社会财富流向这些权力亲属者、或者是相关利益体，但却不能被反贪，因为它在法定的反贪腐范围之外。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事例。
7.23动车尾追事故后，《中国新闻周刊》2011.08.05日庞清辉在《曝铁路工程招投标潜规则：通号院被指很有来头》报道摘要：
“甬温线特大铁路事故发生第六天，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通号院)浮出水面。……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信号机显示为绿灯。存在设计缺陷的信号设备由通号院设计。”
“通号院曾经是世纪瑞尔的第一大客户，世纪瑞尔还向全路通号提供了多种核心的技术产品……类似于世纪瑞尔这样依附于高铁项目的创业板公司还有佳讯飞鸿、特锐德、鼎汉技术等，……均与通号集团有合作。”
通号院是通号集团下属公司，由铁道部下属改制而来。
“通号院*****着一干有权在铁路系统技术评审中发言的专家，其模式是在政府资金支持下，既设计研究，又委托生产，然后在铁路系统内顺畅地销售产品。……十数年来的技术圈地，遍布每一条铁路动脉。”
“从规定上看，铁路工程的招标从标准到程序都很严谨。然而事实情况却不尽然。
“例如，在铁道部公布的《铁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限制或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具备相应资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然而，在铁道系统内有不成文的规定，即铁路系统外的企业需要与铁道系统的企业组成联合体，方能承揽铁道业务。……铁路部门对涉及运输安全的配套产品采购实行的行政许可，一般会通过行政许可或者专项招标的方式设置较高的产品准入门槛，以达到保证运输安全的目的。”
“《铁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实施办法》中也明确规定：铁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但熟悉铁路工程的人士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铁路项目基本都为内定。”
“在审核和竞标过程中，每个竞标单位的资料都放在各自的纸盒中，纸盒上面清楚地标明竞标企业的资料，中铁几局的名字都写在上面。“经常参加审核的专家很容易看出哪个标书是自己人的，一目了然。……整个招标过程就像是铁道部自家人在“分活儿……很多招标都只是走一个过场”。
“表面看起来程序完备，但裁判和教练同属一人。”
“招投标中很多问题出在中介环节，他们利用社会关系搞投标，收取中介费。” “这些中介组织中包括退休干部、企业资深员工等，他们利用各自老关系，在招投标过程中进行灰色交易。”
“工程也是层层转包。……他们公司的一些项目都是依托关系成为第三层转包方，但他们也并非自己建设，而是“抽点”后再向下转包，这也导致最后实际的承建方为保证有所盈利，不得不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拱架的间距，仰拱的方数，二衬的厚度，钢筋数量，锚杆的长度，小导管数量，喷锚厚度，各个环节都有很多省钱办法。”
“这也导致许多看起来几百亿投资的项目，实际并没用这么多，崔仁说，他曾经接手一个工程，投资额是3亿，最后大概花了8000万元，全分给各个利益关联方。”
“……铁道部为中铁泰可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量身定做”了京沪高铁声(风)屏障项目，并明确中铁泰可特为内定中标单位。
“中铁泰可特是山西晋城女企业家丁书苗的关联公司。声(风)屏障主要用于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两侧的隔声降噪、挡风，总长 1200公里，分为6个标段(共21个包)，两次招标，总投资额约50亿元，吸引了十几家国内声屏障企业参与投标。
“其招标过程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第一波是修改标书。2010年8月，第一版标书发布不到24小时即被撤；10月29日第二版标书，将参标企业的注册资本金由原来的2000万元提至4000万元，门槛骤增后只有13家企业能够入围。
“第二波是中标结果并未遵循低价原则。11月10日至12日，京沪高铁FP01-F04包开标，预算总额约12亿元，中铁泰可特、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光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其中泰可特获得两个包。但是，泰可特在FP01包的报价比最低报价高出近6000万元，在FP02包中的报价也是排名第二高。
“结果一出，多家企业抗议招标结果不公。第二批声屏障开标后，京沪高铁股份公司一纸传真再次让参与投标的公司激愤。开标之后发出的这份传真对投标企业提出新的要求：“投标人必须验证其是否具有已经实践验证的时速350公里客运专线正线区间应用业绩或经部(铁道部)组织的隔音降噪及气动力影响专项试验测试”，未能满足上述条件要求的中标候选人不予推荐位中标人，再次抬高了招标门槛。”
“此后也被证实，刘志军利用职权接受丁书苗请托，内定多家企业中标8个铁路建设项目。丁书苗等人向中标企业收取项目标的额2.5%～4%的中介费，共计8.22亿元人民币，丁书苗个人从中获利4.22亿元。”
上述引述的这一段，详细地描述了利益集团在铁路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如何通过“利益后门”的设定，分食2万亿中国高铁项目投资，而动车尾追事件说明，“利益后门”留给高铁的却是存在巨大缺陷的不合格产品。
不要认为只有工程项目招投标中可设定“利益后门”，
凡权力与资本相关联的地方，都可设定利益后门。下面再引述资本市场上如何通过“利益后门”，实现利益集团的利益链。先说明我国证监会、券商、投行、公募基金这四者的关系：投行是券商的一个部门业务，公募基金是券商的子公司；而证监会是券商的上级主管部门。上市公司由证监会审批。
证监会网站 2009-09-27日讯：“ 9月25日，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和沪、深证券交易所在京召开创业板执法暨异常交易监管三方联席会，研究部署创业板市场开通前后的执法工作，分析讨论当前异常交易特点、趋势和监管重点。”
此证明，创业板过高的交易价格已被公认为是“异常交易”。但真正造成“异常交易”的，却并不在其监管范围。
《创业板最贵新股今上市》(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newstock/zxdt/20101215/11069110178.shtml)：“汤臣倍健以110元/股的发行价打破了创业板诞生以来的发行价纪录。原计划只募集不到3亿元的汤臣倍健也由此实际募资15亿元，超募4倍多。其发行后的市盈率高达115.3倍。”
“易方达基金报出的140元/股的最高价之外，汤臣倍健高价段的申报仍以基金为主。如华夏蓝筹核心、建信核心精选和建信稳定增利的申报价分别高达134元/股和130元/股；富国基金旗下三只基金的申报价也达到了130元/股。”
“正是在基金的高价疯抢下，最终网下发行的绝大多数筹码还是落到了基金的手里。”
大家都知道，汤臣倍健是由广发证券保荐上市的投行项目，而易方达基金则是广发证券的子公司。是易方达基金报出的140元/股最高价。
“统计显示,在第二批、第三批创业板新股申购中,基金参与数量接近百只。其中爱尔眼科基金配售对象高达177只,累计申购数量占比高达59.65％;而第三批中华谊兄弟更是有190只基金参与配售,累计申购数量占比达58.49％。”
“整体而言,申购第二批、第三批创业板公司的基金数量占所有网下申购者的平均比例分别为46.35％、44.11％。与此同时,创业板首批公司平均发行市盈率为55.25倍,第二批公司平均发行市盈率提高到57.19倍,而第三批公司平均发行市盈率再上升为57.51倍。”
为何券商(投行)要通过自己旗下的公司推高自已保荐项目的发行价？
第一财经日报的《新股超募成风承销费激励推高发行价》作了如下描述：
“目前在小公司承销方面,上市公司一般采取超募部分按比例提取,或者与相关券商协定以一口价的形式确定保荐机构的提成,借此保证募集资金的规模。”
“超募资金的提取比例大致在5%~8%之间,如按照一口价的方式,上市公司则会在正常费用的基础上多给承销商一部分费用作为超募奖励。……超募正在成为新股发行的常态。而导致超募频出的原因,正是高市盈率下的高发行价。”
“以日海通讯为例,让日海通讯的募集资金总量超出拟募资金总规模158.33%,而其主承销商平安证券也收获了3657.45万元的承销费用,承销费率高达5.90%。”
“有投行负责人表示,尽管上市公司定价并不是由主承销保荐商决定,但通过保荐机构的估值报告以及信息披露宣传,相关券商仍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定价水平。在中小公司的承销上,为能尽可能多的获取承销费用,相关券商给出的估值参考会相对较高”
投资者报《解密IPO产业链潜规则 首发PE越高投行赚得越多》报道：
“决定投行收入的除了上市公司本身的价值外，提高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也是关键。比如，一家公司的原始价值为1亿元，每股价值1元，上市发行后的市盈率达到35倍，假设流通股增加20%，募集的资金额度也是7亿元，按照投行收取募集金额6%来算的话，这家投行获取的收入为4200万元；而如果让公司上市发行后的市盈率达到50倍，假设条件一样的话，募集金额为10亿元，而投行将获得6000万元的收入。”
关于投行保荐人如何与保荐对象相勾结获利，时代周报《投行PE腐败案风声鹤唳 券商投行人士集体失语》有报道：
“目前最为常用的办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口头协议，如果公司与保荐人之间信得过，最简单最隐秘的方法就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保荐人，‘我的股份里面有多少是给你的’，上市以后这部分股份就由你支配，需要套现的时候通知公司，然后由公司方面套现后将钱支付给内幕人，这种方式根本就无从可查，除非利益人之间内讧，被举报。”
“另外一种是保荐代表人可以通过一个代理人或者代理公司，一般都存在大量曲折的股权股东变化，外界很难看出关联关系的公司，由该公司在目标公司上市之前通过增资扩股或者是股权转让把这个股权拿下来并且登记了，”该律师进一步介绍。
东方早报在《疯狂创投打造创业板"腐败产业链"》：
“辞职高管中持股市值最高的彭清(编注：彭清持有网宿科技431.5万股，据10月27日股价计算，其持股市值已达到约8400万元)，若套现便很可能为其带来巨额的财富。而彭清身后隐藏的疯狂“创投力量”，隐约可见一条创业板“腐败产业链”。
“但集8家顶级PE之力打造出来的网宿科技，上市后却成为业绩“变脸”最快的公司。今年同比下降幅度为40%。”
“有媒体统计，在27家公司中，在2008年10月之后突击入股拟上市公司的风投共有15家之多。”
北京晨报:2011.05.27日《上市前突击入股风投“就像黑社会”》报道：
“一些创业板公司引入风投的考虑是，能保证公司上市。一家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高管表示，风投跟证监会和各大券商的关系都比较好，能够保证公司上市一条龙服务，上市过程中不会受到太大阻碍。
“不少风投机构是在创业板上市前夜突击入股，…….确实很想上市就要引入风投。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可以利用风投在监管层的一些资源推动上市，另一方面券商有时会通过风投代持股份。’风投就像黑社会，多余的不解释’。投中集团一位分析师称，实际上风投是依靠其资源和人脉低成本换取拟上市公司的股权。”
华夏时报特约记者 王蕾《IPO暴露PE腐败等六大黑洞》报道：
“这两年，A股市场非常低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IPO链条上存在严重漏洞，极大损害了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少数保荐人、PE与企业，在多方利益纠合之下，依然会肆意操纵公司上市。这类腐败，一是“保荐+直投”模式，二是关系客户突击入股。……”。
由证监会精心扶持的创业板的造假上市，高价发行，终于迎来了一波破发潮。《皮海洲：基金能否改变创业板破发命运？》：“随着近期股指的下跌，新股、次新股破发再次成为股市里一道凄凉的风景。尤其是新股上市首日破发，进一步突出了新股发行的风险。为此，深交所于5月18日向基金公司发出口头通知，允许公募基金在创业板公司上市首日买入股票。而此前，公募基金被禁止在上市首日买入创业板股票。”
“深交所的这一举措“救发”之意明显。因为新股上市首日破发，对一级市场申购者是一种打击，如果投资者参与新股申购的热情不再，那么新股发行就难以为继了。……深交所拉来投资基金当救兵，试图挽救创业板新股上市首日破发的命运。这是中国股市融资高于一切的最好表现。而且，从深交所的这一安排来看，显然是把投资基金当成了“替死鬼”。这种做法置基金持有人利益于何地呢？”
以上这些报道，具体而清楚地揭示了什么叫“利益后门”，利益集团是如何通过“利益后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的具体过程。四、部门“利益后门”的表现形式
并不是所有的管理权都能形成利益后门，也不是凡可设立利益后门的权力都必然被设置为利益后门。因此，对各部门制定的管理法规、部门规章中所留有的利益后门，确是有很强的专业性、隐蔽性，非行内人一般是不能发现的，甚至是上级领导也不一定就都能发现。但多数已经因为司空见惯而形成圈子内的利益共体。广东中山市女市长李启红，整个家族的兴衰都系于李启红一身，家族财产富保守估计也己超过20个亿，这些都是通过利益后门中的特许经营权而给家族、亲属获利的形式，反贪局反腐反不到她。她的暴露并不是因为反腐反贪，而是因为股票内幕交易而起事。我国这些年来凡投资巨大的如高铁、高速公路、房地产、股票发行等行业内，多少一夜暴富几亿、几十亿、甚至百亿，其财富增长的速度世界瞠目，而被揭露并被界定为腐败的却十分罕见。
当然，说“利益后门”通常是隐蔽的，也不是说就毫无规律可循，如果从理论上分析，当特许权、垄断权、特许经营、行业准入、招标入围、资本的人事任用权、证券发行，能与市场经济中的垄断相联系时，“利益后门”就必然存在，因为，通过权力制造垄断才是权力实现利益的途征。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何各个管理部门都会千方百计揽权、揽项目，揽投资，因为都可能被设置为“利益后门”。
例如，既使是最没有经济管理权的民政部门，但有对殡仪馆、墓地的特许权，天价墓地，葬不起人的事从此也就发生了。在这里，权力者犯不着直接接受贿赂什么的，只要将墓地经营权特许经营权给亲属或利益相关方就可以了。
铁道部门的决策、行政、投资管理三位一体所形成的巨大利益后门，通过刘志军的落马与“7•23”动车尾追事件的追查，终于可以从利益的源头到产品的结果全景地曝光于天下了。与高铁有同样投资巨大而又需要项目的招投标的高速公路，同样是产生质量问题的重灾区。大桥垮塌事件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高速公路交付使用一年内就返修的也是经常发生。但现在的问题是往往没有责任的承担者。问题的发生往往就在于管理者在招投标的过程中的意设定“利益后门”。例如按照利益需要设定招投标(或邀请招投标，因为在铁道部中有些特许经营权的内部企业)，再通过层层转包，最后转包到实际承担项目或生产产品的企业时，剩下的项目钱己经无法生产出保质保量的产品，只能以次充好，滥竽充数。因此说，表现的工程质量、产品质量问题，往往是与“利益后门”联系在一起的。
不仅仅是基建工程容易设定“利益后门”，己曝光的资料已经显示，凡集立法、审批、管理与市场参与于一体部门，都是最容易设置各种“利益后门”。例如，被人们广泛质疑的证监会，以稳定市场、保护投资者的借口而设立公募基金，不开放设立私募基金，就有可能成为实现“利益后门”的一种措施。不仅是官员外派，创业板为什么能实现难以想象的高价发行？公募基金用牺牲基民利益的诱导高价接盘，才是起最关键作用的一链。中国股市好发行，与工程建设中的好上项目是一样的，与新股发行中有着巨大的利益输送相关联，此其实就像秃子头上的蚤子一样清楚，只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规则制定者与监管者是同一人，其他人没有说话的地方。但是，中国股市的问题，用如一组数据就能概括说明：
中国二十年经济GDP增长了(1991年GDP 21781.5亿元人民币，2010年GDP 397983亿元人民币) 18倍(此中包括货币贬值)，实际经济增长5.43倍，但中国股市上证指数至今还在2526( 2011-8-9 收市)点位上。一级市场兴旺发达，独二级市场90%以上的股民至今亏损平均在30%以上？由股市所扩大的两极分化，实际起到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五、利用制度设置“利益后门”的来由
我国市场经济由原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国务院各部门对经济的管理权力而形成的部门利益由来以久。但是市场转型后，原有的公有制观念、集体利益至上观念，为个人利益最大化所取代，但是，政府部门的决策权、行政管理权与市场资本权力并没有很好的分离。特别是政治层面的改革没有进行。此就形成不少的监管者与市场参与者为一体的局面被保留，而且随着利益集团的能量增加，而不断地巩固扩大。 但我们可以简单地比较就可看出来，凡发达国家决策权(立法权)、管理权(执行权)、监督权，都是分开的。最少决策权、监督权与管理权是分开的。例如，美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法规的设立，都只能来自国会的决策。金融证券的监管机构只有依法执行权，执行不力还会受到弹劾，在这种制度下，执行层面是无法为自己设定“利门后门”的。
但是在我国，各行业管理的法规实际都是来自各行业管理部门，虽然有关行业管理的法律也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但因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这种审议并不能杜绝行业管理的权力后门：
1、立法机构代表主要由原政府官员与资本方的代表所组成，他们所代表的权力资本利益，不可能去举手通过对己不利的法律，更不可能主动提出对普通民众有利而对己不利的法律法规。
2、当代各部门专业管理日益复杂，代表的非专业化，对由部门提交的带有“利益后门”的法律法规，没有利益的博弈，非专业的代表一定不可能看出来。
3、对经济行业管理的决策权，我国并没有因为经济市场化后，适应决策与行政分开的原则，将经济管理上的重大决策权(如国有资产管理、金融管理、财政监督管理、审计监督)交给人大。经济管理方面的决策、执行、市场管理一直都仍然放在国务院。
由此，权力与资本结合，部门利益化，资本权力化，就成为当下我国最主要的财富分配形式。
六、部门“利益割据”己威胁到集中统一
我国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由于缺乏资本，以资本利益优先就成了改革初的权宜之计。在政府主导的资本优先的情况下，各地招商引资、资本税收大户进人大，政协，由此而完成了我国权力与资本结盟的基本形式。这种情况下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管理制度，都必然带有强烈的权力资本色彩，为权力资本留有利益后门。
当年看似并不起眼的这一改革，在当初甚至是被看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需要，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至今己经形成了权力资本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
虚置人大，将对市场经济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管权都放在国务院，在当初来说可能是出于集中统一的考虑。也可能是一种统治者路径的惯性。有一种反对民主的理论就是，来自议会的民主决策成本高、反映慢，集中统一的决策快、成本低。这种理论也适应了这种需要。
事与愿违。在当前各部门、各地方都己形成稳固的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情况下，集中统一的政令、管理指令不再有效了。也就是说，各部门，各地方，很多时候都可以抵制、化解来自管理层的指令。也就是说，有利的事情才会执行下去，没有利益的事情常常碰到的是软钉子。
任何意图改变这种利益链条的清理整顿、宏观调控，从这些年来的情况看，成功的已经很少了。部门利益“割据”，已经使政令实际很难出中南海。举例说明：公路收费几次成了众矢之的，舆论谴责，民众不满，几次政府整顿，每一次都走过场。当高层说要取消二级公路收费时，原有的二级公路收费不仅没有被取消，反而通通升级为一级公路并提高收费；国务院的用地政策、对高尔夫球场整顿等等，更不知多少次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己经几十年了，各地对上面的政策抵制己经十分轻车路熟。
如果因为调节利益关系，意图改变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现在也己经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政府预算公开、公务员财产公示、物业税、房产税等等，这些事关利益调整的改革总是难以实行，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我国的人大、政协代表，本身就由资本所有者与政府官员所组成，他们不可能举手通过与他们利益相背的法律法规。更不要说主动提出这些法规的议案。凡涉及到集团利益格局的改变，必然要遭到来自利益集团的抵制。
因此，有关分配改革、结构调整、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非政府不想作为，而是不能作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己经通过各种具体的法规、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割据”集中统一的权力。原有的由中央政府集中统一的管理权威早己不再存在了，而现有的由权力资本所形成的体制，是一个向权力资本利益倾斜的漏斗体制，通过具体的细节旁路，不可能再受命于行政命令。
七、灰色收入侵蚀经济增长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它与利益为公，劳动与资本利益分享是相矛盾的。马克思曾经讲过，任何分配都不过是济组织中现有权利的分配。改开以来，我国通过权钱结合所形成的上层建筑，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这种经济基础的发展，己经形成了一种稳固的权力参与分配的结构。一种奇特的由权力与资本相勾结的以灰色收入形式而来的分配结构。
什么叫灰色收入？通常将由利益后门而来的、法律不能界定为违法的收入，通称为灰色收入，其实质就是由权力资本的分配收入。
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大？根据体改基金会副所长王小鲁的调研，2008年就已经达到5.4万亿元的规模，占当年GDP的17.2%。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同期劳动报酬总值为150510亿人民币，占国民收入的48%。那么，灰色收入在劳动报酬之外，却达到劳动总报酬收入的35.88%，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因为，具有灰色收入的人在人群中所占比例是很低的。此表明，我国不仅因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悬殊分配在加大贫富差距，更有权力资本的灰色收入分配，进一步追加着分配的失衡。
灰色收入分配是一种经济发展动力的损失。因为，如果仅是生产体系中的劳动与资本分配比例失衡，所形成的是资本利润过高，但资本利润多数情况下仍可能在实体经济中滞留，因为竞争的压力或资本利益最大化动机，促使资本者增加技术投入，更新设备，从而促使总的国民经济水平与竞争力提高。如果是来自权力分配的灰色收入，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基建投资中的灰色收入，它在生产的初始投入阶段或生产过程中就游离出生产体系之外，因而形成产品的成本因素加价在产品上，形成通胀因素。例如，高速公路中的大量灰色收入，就增加了整个经济体的物流成本。还有一种是金融证券领域的灰色收入，虽然不是直接加价在产品成本中，例如证券IPO领域，它通过转嫁发行上市成本的方式，增加证券二级市场的亏损面，通过股市负财富效应作用严重地阻碍损害经济增长。
从灰色收入后流向上看，一是形成投机热钱热炒房地产；二是形成裸官阶层的热钱千方百计外逃。灰色收入的这两种流向也都是损害经济发展、消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像此种贫富悬殊分配与腐败资金的外流，也是拉美国家无任如何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八、、只有建立利益制约机制才能有效阻止“利益后门”膨胀
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中统一的权力结构是与基本透明的平均分配相配合的，要求领导者有道德，要执政为民，基本上能比较顺利达成目标。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经济，权力与利益挂钩实际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事。因此，市场经济必须依靠建立制度来规范各个自私人的个体行为，以维护市场秩序。因此，在市场条件下，道德规范作用不是太大。个体利益、本社会集团利益的实现，总是通过制定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法规制度来体现，谁参与制定法规、制度，总会将法规制度所代表的利益向谁倾斜。希望法规制度制定者道德，不代表自己而代表全民，这是必然是一厢情愿。就分配关系来说，多数劳动者要想获得自己必要的社会分配份额，就要有本阶层利益的代表进入决策层，亲自参与制定法律法规的细节，并且亲自参与对这些法律法规细节的监督，别人是不能代表的。现代专业管理日益复杂，真正的利益关系都体现细节中，或者通过细节就可篡改利益关系的原有方向。各社会阶层民主参与利益的分配，己经被证明是当代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形式。
对构成市场经济管理方面的法规制度，采用立法、执法、监督为一体的方式在政府各部门，虽然曾经作过一段这三者分开的改革试点，但是并不成功。延迟至今各部门都通过自设“利益后门”，己经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时至今日，只有建实人大，将管理法规的制定与监督也全部收归人大，通过真正代表全民各阶层利益的代表来行法规制度与监督，唯有此才能有效堵住“利益后门”。
过分的按权力分配财富的分配结构，在历史上就是制造社会动荡，瓦解中央政权，引发革命的重要因素。远有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的大兼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统治的削弱与坍塌，造成了长时间的南北分裂和与社会动荡；近有民国时期蒋介石以权力资本收买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最终导致丧失大陆政权(其中的重要原因)。历史的教训太多，当代中国人本来应该说都会清醒意识到，分配畸形、权利失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特别是对体现经济利益关系的，对经济管理法规的制定权、监督权、执行权，也必须要有三权制约，此是规律，也是教训。(作者：蔡定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