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少将、司局级干部们也遭遇强拆

阎连科上书的重量
　　
　　
　　三年前，阎连科在北京西南四环一处叫“世界名园”的社区买了一座宅院。此地环保、幽静而富有诗意， 作家写到，“景色打在眼上，有青白的声响”。他原本有意在此写一部中国的《瓦尔登湖》，可惜，那一场安静的文戏，刚刚开始它伟大的剧情，便被公权力的铡刀 拦腰斩断。阎连科和他的中产阶层邻居们的瓦尔登湖梦，在推土机的铁蹄肆虐之下，化作一地断壁残垣。
　　2011年7 月，阎连科接到正式通知，说因修北京万寿路道路南延工程，包括他在内的39 户人家被要求拆迁。此后，自然是就赔偿等问题展开谈判，谈判的结果，大半是无果。10月8日，尚未签拆迁合同的32户人家的墙上被贴上一则公告，公告称这 些房屋“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设”。11月24日，世界名园所属的丰台区花乡政府突然通知拆迁户们，将于11月30日进行强制拆除。十万火急之 下，阎连科公开致信中央领导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关注，“这件事情可以在理性、人道的轨道上大致依法，早日结束……今后可以少些此类荒谬的拆迁恶剧”。
　 　这些年来，因拆迁、征地、冤狱等问题，受害者致信中央与地方领导，并不鲜见——能收到回音，则十分鲜见。然而像阎连科这样的名人，如此公开叫板，恕我孤 陋，还是头一回见识。在史铁生去世以后，若论大陆最优秀的作家，我以为当首推阎连科和叶兆言二先生。且对阎连科而言，他不仅著作等身，还在体制内担任要 职。就连这等人，都要在强拆的压力之下噤若寒蝉，欲使用法律的武器而不得，被迫公开上书，摧眉折腰事权贵，由此可见拆迁的杀伤力，已经危及社会金字塔的顶 端。
　　对此，媒体惯用一个说法，“阎连科和他的中产阶级邻居们”。据《广州日报》（11月3日）报道，世界名园的住户，“至少有1个少将、不下 10个司局级干部和七八个处级干部，其余的业主有律师、金融行业的人，还有全国闻名的心外科专家”。只是这些光华夺目的身份，并不能阻挡拆迁队的推土机将 他们家的围墙轰然推倒，更悲剧的是，此刻他们还沉湎于惶惑的睡梦之中。
　　阎连科曾说，要化解这场拆迁纠纷，以及纠纷所带给他的不安，唯一的办 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背靠法律。如果我们不能背靠法律，任何人都不会有安全感，任何人都会有一种焦虑感”。据其公开信，他与他的中场阶级邻居们不是 没有使用法律的武器进行抗争，不过在权力的铜墙铁壁之前，孱弱的法律终归头破血流，一无所得。他选择上书中央，不啻是自打耳光，并宣告法治信念的凄然破 产。
　　阎连科的公开信，不止是写给中央，更是写给公众。然而不管写给谁看，这都是不走寻常路。他诉诸的不是规则，而是身份和运气。如其所言，他 的作家身份，对拆迁办来说，的确毫无意义，他只是一个被拆迁的对象而已；但对权力者和公众来说，他的身份就是最有力的利器，是反败为胜的最大法宝。所以他 在公开信里，一面对权力者低声下气、摇尾乞怜，一面发扬作家的话语权和道德感。他与他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若他不是著名作家，这封公开信的重量，还不如电线 杆上包治性病的广告。
　　然而，即使作家的身份、公开的呼告，帮助阎连科度过了这场劫难，所生出的光明未必大过所掩盖的黑暗。这只是阎连科一人的 成功，却是大多数国人的悲哀。因为纵观中国，如阎连科这样的作家，不会超过十人；他的上书能上达天听，则是依赖权力的垂青，而非法治的恩泽，说白了，就是 运气，就是权力者的脸色忽然多云转晴。这可以称为*****，却是最功利主义的*****，并无借鉴意义，你想效仿，却无那些本钱。
　　当然，不论此事结局如 何，最终结出善果还是恶果，对一个伟大的作家而言，他应该从中发掘最接近时代的真相与人性的隐秘的那一面。自称“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的阎连科，如果能将 这一段“奢侈的”岁月，“这像是一场集体荒诞”的故事如实记录下来，也许会发现，他所积淀的文字，不是小说，胜似小说，其中所包含的苦难、幽暗与荒谬，超 过了《受活》、《丁庄梦》、《为人民服务》之总和。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http://yuge1982.blog.163.com/blog/static/200065047201111523257682/

尊敬的总书记，总理：

     我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和大学老师，在决定给你们写这封信前，犹豫如风雨样在我心里吹袭卷动。之所以最终落笔，缘于第八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一周前总书记在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处处散透着对中国文学和当代作家的期冀和暖意。因此，也才心方落定，要把我所目睹和遭遇的强拆事件，简要的报告给你们。
　　三年前，我在北京丰台区花乡世界名园小区用稿酬和筹借购得一处房屋，今年7月，接到正式通知，说因修北京万寿路道路南延工程，需得有包括我在内的39户人家拆迁。之后两天的清晨，小区的围墙就在大家的睡梦中被忽然推倒了。为了北京的发展和建设，这里的居民大多数开始也都相当配合，但在过程中，拆迁办公室告诉居民们无论各家房屋大小，价值高低，一律是每户人家赔偿50万元，听话的奖励70万元。接下来，居民们就逐渐与地方政府和拆迁人员对立起来，争吵、打架、偷盗、流血，其僵持与混乱可想而知。到了8月，拆迁办不再说奖励一事，而是仍然按户赔偿，被拆迁者每户人家一律160万元，并以倒计时方式限定最后拆迁日期。我也曾三次去和拆迁办的负责人进行商谈，明确表态说，我作为公民、作家和教师，为了北京的发展，都将带头迁移离开，但只希望我作为被拆迁的一户公民，想要看到这条公路扩展工程的有关文件，想知道修路在小区内到底征多少地，有多少户人家真正应该拆迁？二是希望知道有关的赔偿规定和标准是什么；三是为什么每户人家都是160万元，而不是以平方面积定价而论。总之，希望拆迁大致按文件规定和法律程序就行，让被拆迁者知道部分相关信息就行。可我得到的答复却都是“上边定的”和“保密”等等。期间，这里的居民们也多次到市、区政府反映情况，请律师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可地方法院又因重重原因没有立案。如此，事情的发展，却又更为荒谬和不合逻辑，到本月24日，丰台区花乡政府又突然给各拆迁户发一文件通知，称执法人员在今年9月23日发现这儿有“对象人不详”（不知谁在居住）和“住址不祥”（没有民政登记地址）的房子（事实上整个小区已有6年历史），因此属非法建筑，定于11月30日8点强制拆除。今天上午，我赶到小区也才看到，这里到处都是来往的人群和成群的穿着制服的特勤人员及封堵路道的汽车。被拆的居民，又几乎家家都挂了“用生命和鲜血保卫家园！”那样的横幅。他们情绪激动失控，完全做好了誓死的准备。没有人知道在强拆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一个地方干部去和他们接洽疏通，似乎流血伤亡事件，随时都会在这场“猫与老鼠”的游戏中发生，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而且居民中确实有不少人做好了“房在我在、房亡我亡”的长期准备……
　　诚实而言，无论我是被拆迁的一个公民，还是大学教师或知名作家，目睹和经历这样的境况，都使人愕然诧异。人民大学的领导，也为我的拆迁和地方政府有过及时的沟通与工作，但最终仍然是“必拆”的回话。这由此让人想到，那些在各方面都不如我的被拆迁者的窘境状况。作为公民，我深爱我的祖国；作为作家，我甘愿以大地上的一只蚂蚁背驼着民族文化的理想；作为教师，我渴望学生们能在温暖、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和成长。正因为这样，有着为民族“蚂蚁负山”的痴愚念想，也才落笔告急，希望地方政府不要和被拆迁者进行这样的“猫鼠游戏”；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在理性、人道的轨道上大致依法、早日结束；希望透过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中，今后可以少些此类荒谬的拆迁恶剧，多些如温总理一再说的“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让人——公民——更有知情权、安全感和幸福感，让这样的社会寒心事件少一些，再少一些。
　　对不起，打搅了。
　　祝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