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板的风声与现实

三板的风声与现实 


2012年03月21日18:02 来源：[url=about:blank]瞭望东方周刊[/url]  作者：康正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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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5日开市的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其官方网站首页至今挂着大红全幅祝贺开市的广告，而此间不断从张江大厦交易厅传出的各项交投数据，略显清冷。
　　3月7日，《瞭望东方周刊》从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处获得的成交情况是，“上周几乎是没有的，从开市以来都没怎么有。”开市以来，交易中心持续数日无卖单挂出，每日买单亦十分清淡。
　　离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38号文”）不足两个月，上海高调推出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被广泛认为是地方政府抢抓“新三板”建设的先声。
　　此前的1月，北京召开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部署“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资本市场改革和监管工作”时，提到“以柜台交易为基础，加快建立统一监管的场外交易市场，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提供阳光化、规范化的股份转让平台。”
　　这一提法旋即被舆论解读为“新三板”建设将推倒重来，即监管层淡化以往“新三板扩容”的一贯提法，转而“通过建设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最后建成全国统一的场外交易市场，在此基础上再推动新三板发展”。
　　正是这股风声，让上海的动作成为“建设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的最佳注脚。而在中国另外两个引领金融创新的直辖市天津和重庆，同样的动作早在2008年、2009年就阔步推开。
　　“新三板扩容”变数
　　这是“新三板”掀起的又一次话题高潮。此间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亦不断召集各地券商进京，就“新三板”问题进行一系列闭门会议。更有媒体预计，有关场外交易的制度、规则将于今年全国两会后推出。
　　这种状况仿佛又回到一年前。2011年1月召开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部署当年8项重点工作时，将“新三板扩容”列于首位，即刻引爆舆论各种猜想。当时就不乏消息称，扩容方案将于2011年两会后出台。
　　事实上，至2011年10月证监会换帅前夕，新三板扩容方案上报至国务院遭到否决。之后，郭树清赴任已少见提起“新三板”，代之“以柜台交易为基础，加快建立统一监管的场外交易市场”的表述。直至2012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这一表述始进入证监会工作部署当中。
　　“新三板”特指“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转让试点”。这个繁琐的称谓，核心内容不过两层，一层指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要进行股份转让，另一层意思是，其股份转让的平台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因此，“新三板扩容”的要义，就是在中关村园区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扩编，让更多企业得以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尚福林时代，中国各地数十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数千家企业，都被寄望能够进入“新三板扩容”范围之内。
　　倘这一切成为现实，中国相当于在主板、创业板之外，再造一个庞大的股份转让、交易平台，即场外交易市场（OTC）。场外交易市场也叫柜台交易市场，可以理解为“证券交易所之外的交易市场”。譬如美国有纽约证券交易所，但同时也存在一个著名的现代场外交易市场纳斯达克（NASDAQ）。
　　而中国目前有12万多家股份制公司，从主板到创业板的交易所市场体系却只有2600多家上市公司，只占全国股份公司数量比重不到2％。因此，中国构建场外交易市场既是借鉴国际经验，也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题中之义。
　　在经年“场外交易市场建设”呼声中，“新三板扩容”一直被认为是达成目标的最优路径。但是现在，风声为之一变，既定的“新三板扩容”路径大有被决策层搁置的意思。舆论均指，证监会的思路已经切换到“通过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建设，最终达成‘统一监管的场外交易市场’目标”。
　　对此，证监会并未公开回应。直至“两会”召开，3月5日，郭树清回应媒体时称，“场外市场肯定会推出，中关村的试点一直没有停止”。而长期关注该领域的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此次两会期间接受本刊采访时，对场外市场的下一步仍表示谨慎，“十几年磨一剑，中国场外交易市场也一样。”
　　直辖市的“场外市场”
　　事实上，“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已经触手可及。过去数年中，当监管层在“新三板扩容”的路子上举棋不定时，地方政府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各自区域内的“场外交易市场”建设。
　　2012年3月8日，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向本刊描述其成立三年来的经验，使用了“探索场外市场建设路径”、“重庆OTC作为区域柜台交易市场”的表述。“重庆OTC”即是重庆股份转让中心的缩写。
　　中心提供的一组数据是，“2011年，OTC登记托管企业达262家，托管股本342.17亿股，确权股东4.86万户；OTC挂牌公司达50家，总股本22.45亿股，总资产72.92亿元，总市值68.13亿元，全年交易金额达24.74亿元，并有14家企业通过定向增资，实现直接融资。”
　　天津早在2008年底就成立了天津股权交易所（天交所）。2008年5月，天交所建设实际已经纳入“天津市金融改革创新20项重点工作”，之后又列入天津市金融改革创新“重中之重”。
　　2010年3月29日，滨海新区政府发出通知，“对已通过审核程序并成功在天交所挂牌交易的新区企业，按照实际发生的会计、律师、保荐、登记托管等相关前期费用，给予最高50万元专项补贴。”
　　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天交所在全国范围内飞速拓展自己的业务。据天交所官方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月，该所挂牌企业覆盖18个省，累计挂牌企业达到133家。
　　此前不久刚刚投入运转的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尽管业务冷清，在19家挂牌企业中，目前已有北京等地企业身影。上述情形均表明，三地上马“区域性场外市场”背后，都把目标指向了全国市场。
　　成都的第三类现实
　　在中国其他省份，由来已久的地方股份（股权）托管机构，亦在同步抒写场外交易的第三类现实。这当中，成都托管中心是一个典型。
　　位于成都市金仙桥的成都托管中心，在一栋退后主街约10来米的旧楼里面。无论楼外褪色的招牌，还是一楼大厅陈旧的业务柜台，这个机构都显得与资本、金融主题相去甚远。
　　但中心副总经理吴盛强2月28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心集中登记托管的企业229家，总注册资本为220亿元，其中股份公司192家，有限责任公司37家。中心登记股东45万余人，其中除自然人外，还包括大量有较强经济实力和投资实力的机构投资者约2000户。”
　　成都托管中心的业务范围仅在四川一省。与之对比，截至目前，“新三板”、“天交所”的挂牌企业数量各在100余家，两处挂牌企业总市值才200多亿。即使面向全国的深市创业板，目前也只有上市公司290余家。
　　和大部分现存地方股权托管机构一样，成都托管中心诞生于上世纪末股份制改革浪潮之后。而中心从1996年成立伊始，便承继着一个“区域场外交易市场”的神话。
　　四川股份制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是全国试点最早的省份之一。进入1990年代，当川内股份公司如雨后春笋密集出现时，成都竟天然形成一个超级庞大的“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红庙子市场，曾被外媒视为“亚洲最大的露天证券市场”。
　　1993年以后，随着国家逐步展开对股份公司的清理和规范，红庙子市场亦日渐没落。至1996年成都托管中心成立，历史形成的这一批非上市股份公司，始交由托管中心统一登记、托管其股权（股份）。
　　“从1998年的清理整顿到2006年的‘打非’风暴，监管层基于防范金融风险等目的，一直采用‘堵’的方式。”吴盛强记忆犹新的“堵术”有“关闭各类交易场所、整顿相关中介机构、向投资者警示风险”。
　　“但是地下股权交易却屡禁不止，这几乎是股权要求流动的天性所决定的。”吴盛强认为，“大量投资者手中持有的股权没有合法的交易和流通渠道，必然会自发形成黑市”。
　　事实上，据本刊记者调查，成都现在的确存在一个半公开的、主要交易成都托管中心所托管公司股权的地下市场。在成都托管中心附近巷道，如今便不鲜见打着“现金收购股票”招牌的“吃货人”。这些上到街面的股票收购者，尚处于链条最底端，上线中，不乏具备高超财务技术的价值投资人。
　　“200人”紧箍咒
　　一时间，促成“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的各种元素和力量似乎都蠢蠢欲动，而真实市场的消极一面，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市场低迷，这不仅是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一家的现实。从市值看，天交所截至2012年1月累计挂牌133家企业，总市值为142亿元。重庆股份转让中心2011年挂牌企业达50家，总市值为68亿元。
　　重庆、天津对企业进入股权（股份）转让（交易）机构挂牌，多有激励政策。但两市市值加在一起仅200亿冒头的体量，显示出市场叫好却不叫座的行情。
　　市场冷清导致交投不活跃，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也就大打折扣。“没有交易，不能给企业融资，这种场外市场建再多有什么意义。”成都一位在黑市从事过股票买卖的人士反问本刊记者。
　　“要求一个公司不能超过200名股东，就算200个人都去交易一个公司的股票，能火得起来吗？”与地方政府热衷于建设场外市场不同，体制外的业界人士基于对“200人股东”问题的考量，大多对这一市场持审慎乐观态度。
　　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均对未上市股份公司的股东人数设200人上限。这使得前述三地直辖市在推动股份加速流通时，也不得不在“200人问题”面前严防死守。
　　“在股份报价转让规则中明确规定挂牌企业股东累计不得突破200人，并在交易系统中设置挂牌公司股东上限为200人，还设置了专门的部门，加强对股东人数的监控，当挂牌公司股东累计超过150人时，将发布提示性公告，提示风险。”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有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上海股份托管交易中心开市以来卖单奇少，中心工作人员对此向本刊记者打了一个比方，“公司对股东（人数）有限制的，因此（每个股东）都要考虑，他把手头的1万股卖出来，会不会使得公司的股东数量就会多一个人。”
　　成都托管中心副总经理吴盛强也认为，场外市场要发展，决策层必需正视“200人问题”，“上海股份托管交易中心第一天有成交，后面好像没有成交了，它挂牌19家企业，全部股东加在一起，可能有200人吧。”
　　吴盛强的另一个思考是，“境外成熟的市场，都是对公司股东人数设下限，要求你不能少于多少人。”他举了两个例子：纳斯达克小型资本市场的持续上市标准中，要求股东人数不得少于300人；我国台湾的上柜股票要求持有股份1000股至50000股的记名股东人数也不能少于300人。
　　“一个公司5个董事加3个高管，总共8个股东在那里挂牌交易，平时他们在一起开会，怎么防止默契交易或者被几个人控制呢，如果他们要把股份卖给外人的话??”吴盛强笑了。

吴盛强的另一个思考是，“境外成熟的市场，都是对公司股东人数设下限，要求你不能少于多少人。”他举了两个例子：纳斯达克小型资本市场的持续上市标准中，要求股东人数不得少于300人；我国台湾的上柜股票要求持有股份1000股至50000股的记名股东人数也不能少于3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