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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牛刀：下两届政府只要做一件事——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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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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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下两届政府只要做一件事——还债

最近放下未写完的书稿，抽时间去安徽、湖南等省的一些地方去转悠了一通。最近，湖南长沙市精心策划包装了195个项目向全球金融机构发出投融资邀请，包括“四十”重大项目和155个一般项目，总投资达8292亿元。
　　对长沙这一轮的投资，我们姑且做一点分析。从银行贷款、地方财政、土地出让金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长沙公布的重点项大概不会面临明显资金短缺。假设8292亿元的投资资金有15%是靠银行信贷来筹集，那么需要1200亿新增信贷资金。而“十二五”期间长沙年均1500亿中长期贷款是比较可能的，即五年大约有7500亿新增信贷。这些项目所需信贷资金占总新增信贷16%，并不算高。
　　2011年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长沙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2010年和2011年实现了高增长，增速都在30%左右，即使在经济环境较差的2008年和2009年，增速也有20%。今年前5月，长沙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速为17.4%，从月度数据趋势上看已经止跌企稳，接下来应该能有所反弹。预计未来几年，长沙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应当能在20%-30%。
　　如果仅仅只是这样分析，长沙的这些项目可以得以铺开，但是，中国的危机不在这里，很多真相如果不去基层走走是发现不了的。在安徽一个县城，一望无际的住宅让我感叹，接待我的县长告诉我，现在的县长真的不能做了，一开门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债务。最近三年来，该县与全国其他2200个县级建制行政区一样，不顾一切保增长，到目前为止。累计债务170亿人民币，而本县财政名义上是去年突破10亿，这是领导上要求这样上报的，实际上只有6.5亿，另外3.8亿是去江苏一个县去买的税收。买税，就是税收造假，充当增长指标。从这里可看出，所谓财政收入增长32%完全是一个泡沫，而且，泡沫不必房价泡沫小。6.5亿财政收入还170亿贷款的利息都不够，2009年当年有50亿贷款到期，现在一分钱也还不了。更可怕的是，前两年都是用新增贷款还利息，今年因为没有新增贷款，现在连利息也支付不了。
　　这个县长帮我算了一笔账，问我的博客里提到的地方政府债务12万亿数据从哪里来的，我回答是央行公布的。县长说，远远不止。道理是，从这个县债务水平是中间值来算，2200个县总债务已经高达37.4万亿。600个三四线城市基本中间值为1000亿元，这里就是60万亿。像昆明、南昌、合肥、武汉、长沙等等这样的城市有70个，以昆明总负债2000亿为中间值，也有14万亿。实际地方政府总负债已经突破111万亿。
　　这些钱他们县和其他县根本就没法还，其他县都差不多。但是，明年就是偿债的高峰，他已经不想当县长了，有个人大主任的位置就足以。其他县长与他的想法一致，都不知如何处理这么巨大的债务，也就没人敢当县长了。今年搞了一个项目，向社会上发标，但是，付款方式没有一家公司接受，原因433式付款方式，谁也不放心，(所谓433，就是地方政府请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完成后第一年付款40%，第二年付款30%，第三年付清30%。)这个项目就流产了。原先卖地还可以收点现金，今年到现在一块地都没有拍出。
　　这位县长还说，“城市化”害死人，他们县城现在已经盖好的房子，把全县农民全部迁到县城住，都起码还有一半空房子，养猪都嫌多。后面两届政府，以后什么也不要做，每年只要想办法偿还利息就够了，该修的路已经全部修通，该盖的大楼也是这三年全部盖起来，什么文化公园、体育馆也全部落成。也就是说，不管哪一级政府，以后什么事也不要做，只要做一件事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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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表于: 201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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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钢董事局主席：卖一吨钢“不及”一盘菜
http://news.hexun.com/2012-09-28/1463466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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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1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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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揭不开锅 土地财政萎缩须防三大风险

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8634.4亿元，同比减少13%。某些二三线城市的地价大幅下调了40%，进入“千亿俱乐部”的仅京沪两地。今年的数据同样惨淡，前两月13个主要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仅为660亿元，同比锐减近五成，预计全年可能少卖6000亿。
土地财政的钱袋子越来越瘪！为应对财源枯竭的窘境，部分地方政府开始创新卖地模式，比如说推出土地入股、分期付款等以吸引开发商。但一方面，整体从紧的调控政策使得运作空间有限；另一方面，这进一步放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因为一旦开发商资金回笼困难，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也无法保证。
俗话说，一口吃不出个胖子，同样，减肥也要悠着来。对一些土地出让金动辄占财政收入五成的地方政府来说，收入骤然下降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风险。
首当其冲的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
10.7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和房地产调控可能导致的楼市崩盘，一度被视为中国经济的两大定时炸弹。虽然前不久银监会开口子允许符合条件的平台贷展期。但展期只是延后债务，钱终究还是要还，其中的部分必然会转化为银行的坏账。更何况，先期投入的项目还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而银行的信贷闸门已经越收越紧。据说交通行业流传一个段子：“2008年，各省的交通厅长、财务处长就跟大爷一样，跷着二郎腿往办公室一坐，银行满面堆笑上门去求他贷款，利率还要下浮10%。现在都反过来了，厅长处长主动上门，贷款还是很难而且利息要上浮。”
段子归段子，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从去年年中以来，因资金链断裂全国范围内多条高速工路已经停工。监管层显然已经意识到了风险，银监会近期发出口头警告，即将叫停信托公司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
其次是地方乱收费重新开张的风险。
有人说，土地财政是被逼出来的。理由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实行分税制后，税收的大头被中央拿走，地方缺少优质稳定的税收主体。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地方面临区域竞争的压力，GDP竞赛需要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直接上跑道；另一方面，在财权上收的同时，事权下放趋势明显，两者的不匹配导致政府收支失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地方财政预算“软约束”的背景下，日益臃肿的政府机构、越来越多的拍脑袋工程以及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的习惯也是财政收支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收不抵支的结果是乱收费现象的蔓延！在地方发现土地财政这个“香饽饽”之前，各种乱收费曾经层出不穷、禁而不绝，农民和企业尤其成了一些部门口中的唐僧肉。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合适的财政收入渠道来代替日渐式微的土地财政，地方乱收费有重新开张的风险。
最后是政府各项民生支出下降的风险。
近年来，地方土地收入功能性支出不断增多。比如中央规定不低于10%的比例用于廉租房保障、不低于15%的比例用于农业土地开发、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以及10%用于教育资金等。如果真正执行，意味着地方要拿出超过一半的土地收益来用于民生保障。一旦土地收入锐减，意味着政府的各项民生投入也将打折。
如何化解风险？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对已实施18年的分税制进行改革，使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随着土地财政的衰落和“营改增”的全面推行（营业税是地方税，而增值税是分成税），分税制的改革也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土地收入成本如此之高，已经让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如果房地产溢价下降，实体经济下行，土地财政将成为鸡肋。
根据财政部披露的预算报告，2012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计为27010.66亿元，同比可能下降18.6%，扣除征地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净收入约为7595亿元，征地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占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比重约占72%。
从2011年开始，土地收入成本直线上升。根据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38233.7亿元，增长13.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3166.24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37485.56亿元，增长18.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32931.99亿元。但扣除征地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2011年地方土地净收入仅为9536.27亿元，比2010年减少了6178.07亿元，成本占比约为71%。
一方面是征地、拆迁、补偿成本提高。另一方面是刚性支出上升，目前土地出让收入须支付四项法定支出：自2004年起，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不低于15%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自2008年起，土地出让收益不低于10%的比例用于保障房；自2011年起，土地出让收益还要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按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四项加总，土地纯收益的45%必须用于公益性、公共产品性质的刚性支出。
土地收入成本如此之高，是近两年的新现象。之前，具体数据可以印证土地财政的丰厚。2010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32606.37亿元，完成预算的201.9%。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109.94亿元，完成预算的213.2%，主要是土地供应增加、地价总体水平上升以及收入管理加强等因素所致。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30298.59亿元，完成预算的17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6975.79亿元，包括征地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13395.6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补助农民等支出2248.27亿元、廉租住房保障支出463.62亿元、破产或改制企业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安置职工支出3336.63亿元、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规定用于城市建设的支出7531.67亿元。2010年、2009年房地产热的最大受益者呼之欲出。
土地财政是附着于房地产高溢价上的寄生体，只要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只要能够压低补偿成本，土地财政就一本万利。相反，房地产投资属性消失，高溢价下行，而公共支出上升，土地财政空间将日益狭窄。如果商品住宅溢价下降无法弥补成本，如果房地产调控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的基本方向不变，如果中央政府继续增加法定刚性支出项目，土地收入将成地方财政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现实是，土地财政仍在延续，暴力拆迁时有所闻，主要是因为依据过量土地财政的大规模投资项目已经开工，无法缩减；土地财政虽然刚性成本上升，但仍有盈利空间；附着于土地财政之上的小金库、官员寻租空间依然广阔。
然而，随着收入增速下降而投资规模上升，地方政府在GDP与投资项目的压力下如坐火山口，目前难题第一是融资，第二是融资，第三还是融资。只要土地财政还能成为最重要的输血管道，征地拆迁、压低补偿价格之事就难以禁绝。
土地财政重要性下降后，未来地方财政收入、投资资金从何而来？银监会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的监管讨论稿提出，2012年将遵循“政策不变、深化整改、审慎退出、重在增信”的总体思路，要求以缓释风险为目标，以降旧控新为重点，以现金流覆盖为抓手，继续推进平台贷款风险的监管。从银行扩大贷款规模已经不可能，可能的是，从去年开始提出的地方债、市政债、高收益债的改革，可以缓解部分资金压力。
最重要的是，地方拆迁征地后进行的投资项目必须成为未来的有力税基，成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支柱，地方做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没有税基还得贴钱，这样的项目工程会成为压在地方政府头顶的大山，有再多的地也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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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发表于: 201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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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债，有股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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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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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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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代中国老百姓都要替这届还债。内困外焦，到处是窟窿，可他们照样大吃大喝大肆挥霍，老百姓把他们无可奈何，他们吃特供却放任毒食品和转基因祸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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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l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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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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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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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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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贫富差距已经说明新洋务运动已经失败了，只是没有人敢宣布而已。

澳洲人为何对本国食品充满信心？
 
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第一次见到澳大利亚金考拉公司老总赵先生。记得吃饭的时候他对澳洲食品的质量赞不绝口。我当时的内心反应是：你们公司从事食品进出口生意，会不会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刚到澳洲第一天，赵总就请我们去海边的鱼市吃龙虾。当然不仅仅有大龙虾，还有基围虾、生蚝、三文鱼等。很生猛的是，所有的东西都生吃。有人因此担心把肚子吃坏了。听了这话，赵总说：“如果在澳洲吃坏肚子，那你们就算是中大奖了，因为餐馆要付给你们一笔可观的赔偿费”。

听到有大奖在等着，所以我们一路上都特别留意食品的卫生和安全问题。这次给我们做导游的是一个拿到了永久居留的广东留学生。小伙子上车就大谈民主、自由，让车上这帮老博主们惭愧不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得这么直接过，即便有类似想法也只是遮遮掩掩表达而已。因此，我戏称他为“悉尼民主哥”，后来多数博主认为，民主太敏感，还是叫“悉尼自由哥”为好。没想到小伙子不怕事，竟然两者都要，自称为“悉尼自由民主哥”。他的观点是，自由与民主两者不可分离，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个人自由就无法得到保证。 上帝啊，如此透彻的语言竟然来自一个年轻导游之口。有人预言：如果这个导游来中国开博，立马就会让我们这帮老博主们暗淡无光。

谈到澳洲的食品，小导游满脸写着自豪。他说：“我们在澳洲生活，没有人对食品的安全性提出疑问，根本不可能有中国的农药残留、食品打蜡、三聚氰胺、苏丹红、生长素、福尔马林等问题。澳洲的牛奶并不甜，味道很淡，但那是真牛奶。澳洲的水果不洗就直接吃，澳洲的蔬菜都可以生吃”。我们向澳洲知名人士何与怀博士、悉尼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冯崇义和悉尼大学访问学者王海燕女士求证，也得到和导游同样的答案。

到了餐馆，我们和老板聊天。老板说：“澳洲的食品安全检查和惩罚措施都太严格了，根本不可能玩猫腻。一旦出问题就会倾家荡产，本人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经营餐馆风险很大。如果在饭店吃饭后拉肚子，即使是客人自己身体的问题，在无法分清责任的情况下，餐馆还是要赔偿的。为此，餐馆每年要缴纳4000多澳元的卫生责任保险费，以防万一”。

难道澳洲如此安全，连一次食品事故都没有吗？导游想了想说，的确曾经有过一次事故：两个中国游客死在餐馆里。但警察到后发现，死因是吃了国内带来的毒蘑菇。所以，现在澳洲的餐馆都不让客人带吃的和喝的进去，以免出现安全问题。

在我们和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对话的时候，陆先生就对澳洲的食品安全充满自豪。他说，澳洲有良好的食品安全防控体系，愿意帮助中国解决食品卫生问题。但中国不能有选择性地拿走，而应当全面引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让食品变得安全、卫生。陆克文先生的话虽然委婉，但的确不无道理。中国自满清洋务运动以来，只是从国外引进技术，而把技术之外的东西拒之门外，而且还美其名曰：学习国外的东西不应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要学会扬起，学会鉴别。这话貌似有道理，其实害了中国上百年。欧美国家的技术随便引进，管理是有选择性地学习，而技术和管理后面的文化、价值观则全面排斥，生怕把五千年优秀的中华文化给污染了。其结果很可悲：旧洋务运动失败了，新洋务运动也必将失败，请拭目以待。其实，惊人的贫富差距已经说明新洋务运动已经失败了，只是没有人敢宣布而已。

有人认为，中国食品出现问题，是因为信仰缺失，没有敬畏之心，于是什么害人的事情都敢做。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或者是人性问题，现在急需提升中国人的素质，减少中国人人性中的丑陋面。这些看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是根本问题。只需要提出几个问题就豁然开朗：既然中国人信仰缺失，到底是谁在打压宗教？是谁在教育我们“宗教是麻痹人精神的工具”？如果说中国人的素质差，怎么六十多年了，其素质反而越来越差？

这些问题，需要有良知的政治家来回答。中国不能再等了，我们这一代人被毒害就算了，可有毒食品不能再伸向儿童。政治家必须知道，再不进行深层次的政治改革，食品安全问题将依然是个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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