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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吴敬琏:“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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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财经》:不管是经济性垄断,还是行政性垄断,都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有关。大量事实说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然而,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滞后于实际的要求。这已经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话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但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而且诸多社会矛盾也无法解决。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需要做些什么?
  吴敬琏:首先应该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里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法治 (the rule of law),即法的统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内容有以下三点:(1)法律是决定对人进行惩罚的唯一依据;(2)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3)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防线。它和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法制或者古代法家所说的“任法而治” (rule by law)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不过把法律作为自己意志的体现和统治臣民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法治是以体现公认基本正义为依据的法律的统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进程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开始了法治的进程,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开端。但是更重要的是,二者相互依存,确立民主制度才是实行法治的根本保障。
  《财经》:不过,民主制度也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17*****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或“直接民主”制。另一种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逐步完备起来的宪政民主制。“文化大革命”实行的就是雅各宾式的民主。
  吴敬琏: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要求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因此,和名义上主权归于大众,而实际上主权归于少数“克利斯玛”(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所谓“激进的人民民主制”不同,宪政民主要求权力制衡,因而比较容易防止个别人篡夺公共权力,保证主权在民真正得到实现。
  《财经》:法治、民主和宪政之间是紧密联系,甚至是相互界定的。然而,它们的建立和完善,又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中国现实出发,从哪里入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最可行的路径呢?
  吴敬琏:从世界各国实施宪政民主的经验看,结合中国实际,我认为从法治入手进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也许是最容易取得成效的。而且,当前人们对于建立法治的要求非常迫切。
  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
  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财经》:这种做法扭曲了市场经济规则,不但导致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不足,弱化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而且使得行政腐败日益严重,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现代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所以人们要求建立法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吴敬琏: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与中国“君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传统的专制皇权思想相对立,也与“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一类自称的“革命意识形态”有根本原则的区别。它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导成员,都必须和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方面,完全有必要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
  第二,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政令都必须符合宪法。宪法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则是进行权力的配置:它一方面要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这些权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其次,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透明性有以下的基本要求: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现在有些政府官员无视人民的知情权,把反映公共事务处理过程并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当做党政机关的“内部文件”,并加以“保密”,或者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官员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三是法律应当适用于全社会的一切行为主体,保持稳定和不追溯既往,这样才能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稳定的预期,从而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否则行为主体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
  第三,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司法人员的腐败和行政干预是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除了完善制度,主要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作为执政党,也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干部对党组织严格遵纪守法和司法工作的合宪性和合规性起监督保证作用。但是,这种监督保证作用只针对人员任命和审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员、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决定审判结果。
  《财经》:如果说,法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那么政府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内容。目前,中国的政府仍然是“全能政府”体制,虽然一些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以“国家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治下”的“百姓”做主。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地方官员被百姓称为“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事情。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一些关系大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还有一些不法官员不但不为选民和纳税人服务,还利用自己的权势恣意侵犯他们的利益。许多地方发生的强制拆迁事件,就是官员恣意侵犯公民利益的典型。
  吴敬琏:13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列宁的“国家的辛迪加”发展而来的“全能政府”体制,其最大弊病,就是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
  政府改革就是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建立起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要求的政府体制。邓小平曾经根据中国*****执政以来的历史教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由于政府既是政治改革的对象,又是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成为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
  《财经》:虽然现在许多人都认识到政府要改革,但是对于政府改革的目标,争议很多。有人主张“小政府就是好政府”,有人主张加强政府的控制。
  吴敬琏: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在我看来,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财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有限政府就是要限制政府权力,有效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
  吴敬琏:对。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
  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必须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法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
  在依法行政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邓小平根据自己担任国家领导工作数十年的体验以及针对过去在“左”的路线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情况,反复重申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现“党政分开”。他还提出过一系列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办法。其中一部分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的一段时间中曾经得到过实施。它们的实施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存利去弊,加以推广。
  第三,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逐步扩展民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从基层选举做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了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农业“包产到户”以后,创立了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在1982年的《宪法》中明确肯定了这种基层自治制度。1987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1998年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改进了直接选举的程序。
  截至2010年,全国农村村委会普遍进行了六次换届选举,数百万名“村官”实现了由任命制到直接选举的转换。有些地方还开展了乡镇直选的试验。但是,目前基层选举的选举文化还有待培育,选举被操纵乃至贿选舞弊也时有发生。此外,村自治体的领导体制问题也有待解决。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基层选举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
  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的硬结”,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政府领导做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许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中,必须提高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放手让社群组织自行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
  《财经》: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意味着各级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放弃部分权力和增加新的社会服务职能。而割舍自己的权力和进行自我革命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某些政府官员往往成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阻碍力量。他们或者竭力阻挠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力求保持寻租的阵地,或者力图在改革中加进自己的私货,把改革扭曲为新的寻租机会。
  吴敬琏:确实,作为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很少的国家,中国建立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十分伟大然而极其艰巨的任务。100多年以来,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走单骑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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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2-09-03   
说了那么多,最关键的一点不说,那就是民选!试问: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以及内阁,会为人民说话做事吗?

民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民选是必须的,但还不够,现在底层的一些人根本就不懂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有人只要给五毛钱就可以昧着良心说话。
还有,你只要看看许多论坛出现关键词或敏感词,帖子就被封杀甚至被封ID,论坛也可能被封,还奢谈什么民主?

中国的民主与法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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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2-09-03   
说了那么多,最关键的一点不说,那就是民选!试问: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以及内阁,会为人民说话做事吗?

民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民选是必须的,但还不够,现在底层的一些人根本就不懂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有人只要给五毛钱就可以昧着良心说话。
还有,你只要看看许多论坛出现关键词或敏感词,帖子就被封杀甚至被封ID,论坛也可能被封,还奢谈什么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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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2-09-03   
握有重权的最高决策机构不为民着想,其他一切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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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发表于: 2012-09-03   
风青杨:在中国当官亨有哪些特权?
这一周的新闻真是令人眼花缭乱,陕西的杨局长已经被曝光出,在不同场合共戴了十一块“天价表”,换表如同换衣服一样,日日翻新;广州越秀区的方姓常委因行李放置问题,不仅殴打空姐,并且还叫来军车“助威”;钦州前市委书记俞芳林,曾被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结果无期徒刑只坐了八年,市委书记又回来了......这每一条新闻都像是当官的“励志教育”,它生动而又现实的告诉我们,在中国当官你能亨有哪些特权!
 
为什么大部分中国人都想做官?因为做官不仅是当今中国最荣耀、最显赫的职业,因为当官能享受了一定的特权。据说有一种完美的人生就是拿沙特工资,住英国房子,戴瑞士手表,娶韩国女人,包日本二奶,做泰国按摩,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穿意大利皮鞋,玩西班牙女郎,看奥地利歌剧,买俄罗斯别墅,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洗土耳其桑拿,当中国干部......做到最后一点,前面皆可实现!
 
如今特权在日常生活中早已是无孔不入:卖票的,会给熟人特意留出好位置;值班的大夫,优先诊治熟人介绍的患者;开车的司机,借机给自家办点私事;无公务警车在路上大肆鸣笛、违规驾驶;公务人员以工作考察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公费医疗一人享有、全家公用……我们的官员有数不清的特供系统,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到食品等都存在着特供,官员俨然生活在城堡里面。对很多官员来说,因为特供系统的存在,他们不用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取这些。他们吃公家的,喝公家的,穿公家的,住公家的,用公家的,花公家的钱,玩公家的,这样日子久了,就认为公家就是自己家了,如果有一天不允许了,心里很难承受,甚至反目成仇。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自传中曾这样写到:这些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
 
改革已经搞了30多年,官们照样享受公费医疗,照样享受财政养老,照样享受事实上的福利分房老百姓的很多待遇陆续被以改革的名义给砸烂了,从企业职工开始,现在轮到事业单位,都为改革支付了成本和代价,也做出了牺牲,唯有官们的待遇依照,特权依旧,甚至空前巩固和加强。官们是改革之声喊得最响的一群,却享受着连美帝国主义的官都享受不着的超国民待遇。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无法用投票权来制约政府和官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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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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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12-09-03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http://www.baidu.com/s?ie=utf-8&bs=%E5%90%B4%E6%95%AC%E7%90%8F%3A%E2%80%9C%E5%BB%BA%E7%AB%8B%E6%B3%95%E6%B2%BB%E3%80%81%E6%8E%A8%E8%BF%9B%E6%B0%91%E4%B8%BB%E5%92%8C%E5%AE%9E%E8%A1%8C%E5%AE%AA%E6%94%BF%E2%80%9D&f=8&rsv_bp=1&wd=%E5%90%B4%E6%95%AC%E7%90%8F%3A+%E5%BB%BA%E7%AB%8B%E6%B3%95%E6%B2%BB%E3%80%81%E6%8E%A8%E8%BF%9B%E6%B0%91%E4%B8%BB%E5%92%8C%E5%AE%9E%E8%A1%8C%E5%AE%AA%E6%94%BF&rsv_sug3=3&rsv_sug4=437&inputT=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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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单骑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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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表于: 2012-09-03   
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荣剑(2012-08-30 01:21:34)转载▼标签: 杂谈金观涛辛亥革命晚清 分类: 历史文化  
作者按:这一年来会经常参加一些聚会,各方朋友,轮流做东,推杯换盏,高谈阔论,谓之思想聚会,大致恰当。以前开的是流水席,人一走,茶就凉,席间许多高屋建瓴的洞见,鞭辟入里的分析,富有启迪的预示,因没有及时记录和事后反思,均成了一纵即逝的思想闪光,消失在茫茫时间之流中,真是资源的莫大浪费。这次聚会,起先也没有刻意准备,既无录音,也没笔记,全凭事后回忆,对与会者言论的理解和解读一定存在着错漏之处,这个责任当然由我承担。我期待以后会有类似的聚会,或随意漫谈,或认真思辨,在酒后真言中挖掘出思想精粹。是为之一。


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是澳洲华人学者雪珥先生最近讲的话,我想谁听到这个话都会感到好奇,想急于知道答案。就在这两年里,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焦虑甚至危机情绪,有一种“出事”或巨变的预感,说中国可能要“跌倒”,人们大概都有思想准备,但会跌倒在哪里,跌倒的原因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我提出了“中国十问”,在短时间里即传播甚远,但这些问题能否解决?按何种方式解决?不解决会出现何种后果?说实话,我并完全不清楚。这个时候,有人能揭破这些谜底,我是愿意倾听的。幸运的是,你想要什么,还真是有人送给你什么。8月21日,翁永曦给我短信,邀请我第二天参加一个小型聚会,与“澳籍中国近代史研究著名学者雪珥先生座谈,主讲‘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地点:顺峰酒家。”翁永曦,“改革四君子”之一,见过多少高人,这两天因病住院,竟然还有这么大的热情鼎力推荐,我岂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当即回信老翁,推掉其他安排,一定参加,并提前做了一些功课,从网上搜索到有关雪珥先生的一些相关信息,对他的主要观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聚会来了几个高人,有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他们在学术界的声望不必细说了,这一年来他们长住大陆,就近以睿智观察中国,应有新的洞见。同来的还有著名投资基金管理人、思想文化传播的网络推手王瑛(@王瑛006)和她的丈夫周为民,王瑛是中国体改所的老人了,后来下海,办过“世纪中国”网站和《东方》杂志;周为民也不可小觑,八十年代初期当过北京之春的主编,以后去蛇口担任过袁庚的重要助手。中央党校教授、党建专家蔡霞,为这次聚会特意从南京赶回来,她思想解放,看问题敏锐,是我党不可多得的理论人才。随我一起来的是著名出版人,汉唐文化老总尚红科,他是我在人大读书时期的老弟,这些年出了不少好书,最近刚出版了萧功秦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在学界又引起一波新的争议。本来老翁还邀请了共识网老总周志兴先生和著名文化学者陈越光先生,遗憾的是,这两位身在外地,实在无法与会。老翁召集的这些高人,这一年来还是经常有机会见面,谈论的话题非常广泛,每次都获益匪浅。这次再聚,我想都是冲着“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个话题而来的,大家都想知道,一个来自海外的中国学者,是如何观察中国的。


雪珥原名蒋文胜,今年40几岁,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的人大同学远志明曾是这所学院的老师,教过他的课。雪珥大学毕业后去过政府部门工作,后来下海,再后来移民澳洲,现在显然已是成功人士,是“澳大利亚太平绅士”,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中国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说实话,这些身份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并不让人在意,我所感兴趣的是,他以“非职业历史拾荒者”和“中国改革史窥探者”的身份自我定位。在网上我了解到,雪珥在最近几年里出版了好几本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著,比如:《大东亚的沉没》(2008)、《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2010)、《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2010)、《绝版恭亲王》(2011) 、《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2011)。这几本书我都还没看过,但我相信影响一定很大,据老翁介绍,有相关高层领导也在推荐阅读雪珥的书,可见,雪珥的书一定有他独到之见。


雪珥首先介绍了他在海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切入点,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比较优势。他大量阅读了晚清时期的纽约时报等英文报刊,从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中,探寻到晚清社会政治变化的轨迹。他掌握到的海外中国史料,显然给了他许多中国近代史的新的证据,从而使他得以形成一些有别于中国史学界传统看法的新认识。比如,对于康有为在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所写的一系列有关“变法”的文章,雪珥予以充分的质疑,认为从康有为笔下流传出来的很多“历史”,包括那个著名的“衣带诏”,都是伪造,是对历史真相的篡改。在雪珥看来,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康有为的左倾冒进主义错误所致,想通过大量罢免那些反对变法官僚的激进手段,包括策划军事政变等方式,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欲速而不达。而对于慈禧太后,雪珥则抱有同情的理解,认为这个帝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并非外人想象的那样专断无情,她后来对维新派所采取的反击措施,包括菜市口杀“六君子”,均是无奈和被迫之举,是以最小代价迅速稳定政局,为其后的新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


雪珥从他发现的新史料出发,是试图为人们揭示出晚清帝国最后崩溃的真实原因,也就是试图揭示出晚清政府最后是在哪里跌倒的。在他的叙事框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维新派激进冒险的做法之外,他还谈到了其他几个主要因素:



1、晚清政府在其执政后期已经丧失了财政汲取能力,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中央政府能够掌握到的份额不过10%左右,大量资源分布于地方和民间。后来地方之所以能采取自保或独立的方式和中央相抗衡,是因为地方在财政上已经独立,无求于中央,加之地方士绅实际掌控地方事务,中央已无力干预。

2、导致辛亥革命、清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而是所谓的“立宪派”和在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新兴利益集团处在两面作战位置,一方面是和旧贵族为主的老的利益集团作战,以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另一方面,是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3、晚清改革逐步形成社会上下的“大跃进”心态,使得社会变革被纳入到一个激进轨道,车速越来越快,最后是刹不住车而翻车。洋务运动搞了30余年,效果显著,但甲午战败之后开始的维新变法,却完全扭转了这个“技术”层面上的改革进程,朝野上下都在共同加快政治改革步伐。清政府先是派六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又制定预备立宪的时间表,态度不可不谓积极,然而已挡不住民间更为激进的改革要求,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地方普遍要求提前召开国会,尽快确立宪政国体。按雪珥说法,“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4、晚清改革出现“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主义先行,理论导向,各派都在争夺合法性资源和话语主导权,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的、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也未必是颟旰愚昧保守。在雪珥看来,“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


对于雪珥提供的新史料,如何甄别其价值和意义,是需要专业学者的判断,我不敢置喙。从我的知识判断,在雪珥的“晚清叙事”中,史料仅仅是为他提供了新叙事的支点,史观则是决定他叙事的方向,而对现实的关照则是他叙事的目的。从去年以来,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许多历史学者都重新转向晚清这段历史,重新解读,重新诠释,试图重新构造一部新的晚清史。这一方面,的确是因为有许多新的史料被重新发现,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有新的证据当然要说新的话;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革命史观首先遭到质疑,由此而来的必定是对辛亥革命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晚清宪政改革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在这股“反思”潮流中,原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已经腐朽不堪的晚清统治阶层,又被重新予以“同情的理解”;而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则被视为开辟了中国激进主义变革的先河,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均被打入由辛亥革命所开创的革命谱系中遭到一起清算。


雪珥的“晚清叙事”显然也是在上述新的历史叙事格局中形成的,他总的基调是为晚清改良主义改革路线的正当性提供辩护。这条路线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经慈禧太后扑灭维新变法,再重新启动新政改革,废除科举制,设立地方咨议局,最后是转向君主立宪制,以英国或日本为榜样,完成中国的政治改革。和这条改良主义路线相对立的,是一条激进主义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肇始于康有为的戊戌维新变法,在变法失败之后则进一步转向更激进的行动,由孙中山的革命党掀起了彻底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这两条不同的社会变革路线,实际支配着晚清的历史进程,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最后是革命首先达到终点,改革在中途跌倒。现在,雪珥和其他一些历史学者要说的是,晚清的宪政改革本来是有可能有机会获得成功,成功后或将使中国走上另一条发展之路,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则使中国开辟出一条漫长的革命之路,至今依旧无法摆脱革命可能再次来临的宿命。


改革或革命?一个持久弥新的话题,不仅是这个聚会关注的主题,其实也是近20年来学者们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的《观念史研究》,用他们开创的“以包含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思想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突破。他们在该书导论中指出:“回顾20世纪的中国,自邹容吹响革命号角拉开历史帷幕,革命意识形态足足统治中国达80年之久。中国经历了‘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意识形态终于解体。”随之而来的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反思,李泽厚刘再复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告别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反映出中国思想界对革命史观的新的认识:革命并非是社会变革的最好方式,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并未终结而是继续延续了专制主义历史。或许正是基于对革命史观的批判性视野,金观涛在这此聚会上,对辛亥革命的意义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辛亥革命的“革命”意义是国民党后来附加上去的,是国民党为了取得革命的法统地位而刻意打造出来的,和国民党同处革命党阵营的*****,对辛亥革命的高度评价也是遵循革命史观的逻辑。在金观涛的视野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被大大高估了。


在讨论中对我深有启发的,并非是金观涛关于辛亥革命的结论,而是他在分析辛亥革命何以能够发生的原因时所提到的几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是,他认为,1903年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以邹容写的《革命军》为代表,使得革命话语的正当性在中国的士人阶层获得广泛认可,在社会上掀起了革命话语的第一个高潮。他和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做过统计,1902年,报刊上出现的“革命”一词是459次,而到了1903年,则达到了1398次;随后在1906年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是2875次。这说明了什么呢?金观涛的解释是,这对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或改革的两极化态度及大辩论,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日趋失效,革命在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日趋取得正当性。而“推翻旧王朝的革命一旦获得正当性,排满革命说、共和革命说也即随之兴起。”


金观涛的第二个看法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意义重大,士人以学问博取功名的传统方式解体之后,二百余万的文化人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他的观察是,地方咨议局这些机构的成立,使得乡间底层的士绅阶层有一个不断向上流动的趋势,从县乡流向省市,从省市流向中央,流动的结果是乡间底层的士绅出现了真空。原来皇权不下县,乡村由乡绅自治的局面不复存在,土豪劣绅由此崛起,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痞子”运动。在金观涛看来,国民党只是抓住了向上流动的那部分精英,而把社会底层特别是乡村留给了*****,*****就是依靠少数精英,充分动员底层,最终战胜国民党。这个看法可谓精辟。


关于晚清从改革走向革命的原因,金观涛阐述了他的第三个看法: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对中国朝野上下震动之大,要远远超过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日本战胜俄国,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是君主立宪优于皇帝专制的明证,宪政制度的优势由此得以体现。1906年,革命话语高潮再次兴起,大大超过1903年,和日本取得对俄战争胜利有着直接关系。晚清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感受到了民间和地方要求宪政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加快立宪步伐;但民间和地方在革命话语的推动下,对清廷主导的宪政改革已越来越没有信心和耐心,革命的诉求不仅指向宪政,而且提出了排满的主张,打出了种族革命的旗帜,彻底否定了满清统治集团的合法性。


金观涛作为资深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对于辛亥革命原因的分析,显然比雪珥有着更大的理论视野和更深刻的分析能力,结合阅读他和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我们对于晚清的社会进程和思想进程的双向互动关系会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尤其是从观念史角度出发,可以更加深入细致地进入到支配社会发展的观念结构中,从那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关键词上,找到社会变迁的深层原因。但是,我并不能同意他对辛亥革命过于“消极”的看法。在那天聚会上,我是这么理解辛亥革命的:这个革命毕竟彻底终结了帝制,建立起了宪政共和的基本框架,以后的任务是在这个框架内不断地把它充实。辛亥革命后有两次帝制复辟,均不得成功,说明共和潮流已经形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我的看法是,辛亥革命的意义不是讲过了,而是还没有讲够。近些年来,学者们痛感于革命史观对中国社会进程的破坏性影响,由此清算革命谱系,上溯法国革命,下及辛亥革命,凡革命者皆无正当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与此相应的是,慈禧的作用被重新认识,晚清的宪政改革被重新拉回改革谱系,清帝的退位诏书被重新解读;而原来的那些革命者,其动机、人品、手段和目标,均被质疑。历史的价值尺度变了,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不管对晚清改革和辛亥革命如何评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晚清统治者没有能够主导它最后几年的历史,它不是“跌倒”而是被打倒了,其原因,雪珥有他的解释,金观涛也有他的解释,其他学者还有他们的解释,综合这些解释,人们能够绘制出晚清从改革演变为革命的真实图景,找到其中的逻辑线索。但是,历史学家重新解读历史的兴趣恐怕还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雪珥说“中国曾经跌倒在哪里?”大概是为了进一步回答“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个问题。许多人都在这么看,目前中国的局面和晚清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晚清统治者犯下的那些导致他们最后崩溃的错误,在现在的条件下还会在执政党身上再次重演吗?我们期待雪珥在讲完晚清的故事之后,对这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他的独到之见。金观涛就连续三次向雪珥问道:中国现在会跌倒在哪里?遗憾的是,雪珥并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或许是因为在金观涛这样的历史学家面前,他必须出言谨慎,或许是因为他的确还没有形成对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能够洞穿历史,但未见得一定能够看清现实。


针对如何认识现实,尤其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迅猛发展的事实,金观涛坦言,他一直没有找到其中的内在逻辑。他说,对于历史,包括中国近代史,他已了然于胸,对于雪珥所讲的的这些史实,他能迅速作出判断,知道其轻重之所在;但是,对于中国在近三十年里发展的真正原因,他还不明就里,还没有发现支配这种独特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前,他也曾对我说过,他们离开中国时间太长了,回来后找不到感觉,肯定更找不到社会发展的逻辑。他的意思是,只有正确地把握住中国这三十年发展的逻辑,才可能进一步推导出中国未来变化的可能路径。对金观涛的这个说法,我深以为然,我从他的著作中体会到:中国特有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的产物,中国的超稳定性和周期性震荡是中国制度的典型特征,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一定有一个贯彻其始终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支配着从晚清帝制向北洋共和的演变,以及从国民政府向*****统治的演变。而最近的三十年,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还能按照以前的逻辑加以解释吗?


雪珥的问题变成了金观涛的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现实?我的看法是,即使从直觉上判断,更不用说在理论上更深的思索,中国目前的现状和晚清时期的统治秩序绝非同日而语。从上层来看,现在执政党掌握到的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暴力资源和话语资源岂是晚清统治集团能够相比?它可以说已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统治机器,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已经高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从中层来看,晚清时期的地方和民间势力已经壮大,地方财力已占全国十之八九,地方自治格局已经形成,民间社会已有很大空间;而现在的中国,中央完全掌控地方,既无地方自治,也无公民社会,言论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地方和民间根本不足以制衡中央。从下层来看,目前底层社会的无组织化和碎片化程度要大大高于晚清时期,乡村的宗族约束和乡绅治理已经被完全摧毁,市场经济造成的人员流动和迁徙没有形成良性稳定的底层结构,以何种方式重新整合底层资源尚缺乏有效途径。从合法性上看,满清统治集团作为异族政权,在其晚期治理中因腐败无能而彻底丧失了合法性,革命党人以种族革命为旗帜能够迅速取得合法性;而现在的执政党重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旗,依靠庞大国力转向民生经济,有可能重塑其合法性。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国现有制度及其执政集团未必会重蹈清廷的覆辙,从清廷“曾经跌倒”的地方来预言中国“还将跌倒”在那里,一定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


这次聚会的做东者翁永曦,即兴谈到了几点,我认为倒是点出了中国有可能跌倒在哪里的要点。这个中国早期改革的参与者,后来的旁观者、倾听者和特殊渠道的建言者,以他自嘲的“五百半”身份,看似游离于思想主流圈子之外,其实是一直在冷静旁观中国思想界的动静,对各种异端邪说抱有充分的敏感。他的政治直觉有时能让他迅速切中主题,抓住问题的要害。在开饭前,他转述了一个“大”问题(所谓大,一定是有来头的):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老翁厉害,从他嘴里吐露出来的这个问题,一下子打中七寸,让全屋子的人一时无语。还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尖锐呢?


翁永曦在他的即兴发言中,首先谈到,改革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包括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这个历史进程。在他看来,中国当前的确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和前所未有的困境,主要表现在:

1、中国的生产产能已经大大过剩,在全球化时代,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市场的急剧萎缩,使得中国产能过剩危机会逐步演化为一系列社会性危机,造成大量失业人口,形成革命温床。

2、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根本性弊端,以前是苦于钱少,现在是苦于钱多;巨额外汇对内造成巨额占款,引发流动性泛滥;对外造成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有钱的是孙子,欠钱的是大爷,主动权始终是在人家手里。

3、国际上这套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加上互联网,杀伤力太大了,不仅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有效地进行传媒控制;依靠传统体制和手段,哪挡得住?天天堵,天天删,还不累死?哪有这么大的成本可以长期承受?另外,中国每年有八千万人出国,别人如何生活看的一清二楚,这个影响也不得了。

4、在外交上极其被动,以前中央帝国不太干预别国事务,现在全球化,所有国际事务中国都得表态,但我们现在这套价值理念不行,四面树敌,孤家寡人,朋友只剩下朝鲜和古巴;而且把柄都在人家手里,个人的合法性都是人家说了算,一旦国家之间玩真的,一个爆料就把你合法性摧毁了,还怎么打仗?

5、台湾和香港的问题,中国搞不搞多党制?中国一直就有!国共两党一直同时存在,现在台湾对*****开放,大陆对国民党开放,就是最现成的两党制。而且两党都是成熟的、训练有素的政党,其他的民主党派、海外*****都不行。东欧、西亚那些走上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几乎都是当年的*****执政,下台了还可以再上台嘛!再上台了就有合法性了。

6、中国目前有两亿五千万农民工,中国未来乱不会乱在农村,一定乱在城市。现在出现大量群体性事件,每年增加的数量惊人,这些事件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不公,本来完全可以办好的事情它不作为;二是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当事人,而是帮腔的、围观的人。现在不是饥民*****的事情,人们要求的是“公道”。

翁永曦的最后看法是,中国的问题很多,但现在看不出亡国的迹象,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到底往什么方向?这种趋势不是一种力量推动的,而是在各种分力的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不以个人愿望而转移。


在翁永曦的精彩发言结束之后,一个看起来漫无边际、主题不断切换的思想聚会,大致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雪珥的问题是“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金观涛的问题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而翁永曦的问题(也许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这三个问题是我在这次聚会结束之后几天里,经过反复回忆和思考后整理出来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何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我来说,老翁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一直都在思考,我现在无法回答“怎么办”,是革命还是听天由命?我无法预测。但是,我是试图找到他们可能“不改”的原因,他们有五个重大关切,或者说是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在那天的聚会上,我谈到了我的相关看法,现披露如下,既是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也是为了留给更多的人去思考。


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

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3、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4、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

   峻挑战。

5、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

   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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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发表于: 2012-09-03   
偏向权势阶层的所谓法制,不要也罢。少一些更好,越多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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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赃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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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时代官场警示录】一:接受采访不讲浑话。二:公众场合不抽名烟。三:商务应酬不戴名表。四:公务活动不开名车。五:基层视察不穿名鞋。六:发表大作不抄名文。七:与人约会不发微博。八:寻花问柳不写日记。九:灾难发生不露笑容。十:突发事件不当新闻发言人。十一:不懂微博不做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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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发表于: 2012-09-04   
邓聿文:权力、资本、知识精英勾结 道德不如百姓
中国社会如今道德之溃败,某种意义上就败在精英阶层,没有在社会的道德建设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相反,可能比一般平民百姓道德还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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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最近应邀参加了九三学社中央举办的"社会诚信问题"座谈会。与会的还有人民银行、最高法、最高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从部门的角度谈了在诚信方面所开展的工作,一个共识是,政务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关键,如果政府出台的政策、政府行为朝三暮四,决策草率,弄虚作假,要想老百姓讲诚信,是不可能的。

  确实,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资源,政府不诚信,是很难服众的。但政府是什么?政府不过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所以我们讲政府不诚信,实际是讲组成政府的人员不诚信。某个具体的政府工作人员也许很讲诚信,可由他做出的决策可能就不诚信,这里的因素很多,不完全或不主要是他主观故意所为,像决策超前,实施后发现行不通,于是不得不修改,这样就给人颠来倒去,决策不严肃的感觉。但在很多情况下,政务不诚信,可直接等同于决策者或执行者的不诚信。比如,官场*****盛行,那些花钱买官的人,一旦达到目的,弄个一官半职,特别是做了某一部门或某一级政府的领导后,他作出的决策,制定的政策,就很难从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否则,他买官的钱如何收回来?

  社会分成很多阶层和集团,总的来说,官员可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属于精英分类中的权力精英,另外还有资本精英或商业精英,以及知识精英。企业家属于资本精英,大学的老师和知识分子则属于知识精英。这三类精英分别掌控着中国社会的权力资源、资本资源和知识话语资源,所以,我一向有个看法,中国社会如今道德之溃败,某种意义上就败在精英阶层,没有在社会的道德建设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相反,可能比一般平民百姓道德还不如。

  为什么在社会的道德中需要强调精英阶层的作用?因为社会是由精英主导的,作为社会掌握着各方面资源和权力的阶层,精英既可引导社会舆论,又能参与甚至左右国家决策,这在中国尤其如此。因此,他们是社会的道德风向标。但是今天我们社会的精英,并未表现出高于常人的道德规范和水准。这里特别要提的是知识精英,那些以生产和传播知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无论作为个体还是整体,理应表现出比常人更高的道德水准,这样才有资格去教育别人,传播知识。从历史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有着明确的道德意识。古代不讲,民国时期,就涌现出了一批既独立政府又独立于商界、有着社会担当的知识精英。他们的物质条件虽然在多数时候比较艰苦,但却能以天下苍生为念,不怕统治者的打压。可今天的知识精英阶层,不是向权力称臣,就是向资本屈服。

  当精英自己丧失灵魂和道德判断后,腐败和堕落就不可避免。事实上,如今精英的腐败无处不在。举个例子,中国正在发起一场博士大跃进,最近10多年来,中国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了世界上任一国家。那么,谁该为这场博士大跃进负责?高校?!政府?!还是那些用权和钱买一纸博士的政界高官和商界老总?!

  在中国,政界高官和商界老总通过权钱交换的方式从高校要一顶博士帽,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在这一利益交换中,本应是知识生产地和道德圣殿象征的高校,被沦为贩卖博士文凭的小贩,名牌大学也不例外,甚至更严重。比如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弄出个论文博士的说法,让人贻笑大方。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一些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包括所谓顶级经理人,或许权钱交换的力度还不够大,或许不屑于国内的土文凭,于是干脆直接去国外的"野鸡"大学或"乌有"大学,用钱买博士文凭,遮羞布都不要,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在这个官员、经理人和高校买卖博士的腐败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三类精英的道德堕落。问题不在于这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群体趋势,不仅如此,当事情曝光,被媒体揭露后,某些精英还死不承认。比如,近年在媒体上出尽风头、号称中国打工皇帝的某职业经理人,就一直拒不承认自己从子虚乌有的某海外大学买来的博士文凭是假的,好不容易两年后在北大的一次讲座中承认了,却用一种极不严肃的、戏谑的态度道歉,给人的感觉好像这是件很光荣的事。想起这位经理人在自己的书中向青年分享自己成功的经历和经验,再看看其在*****一事上的百般狡辩,如此人格分裂却多年来一直充当中国青年的导师,这不很滑稽很可怕吗?

  当高校自己为精英打开绿灯,滥发文凭,视知识如粪土时,焉然使人们对知识和文凭有所尊重?所以,博士的贬值也就是自然之事。由此可见精英阶层的堕落会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精英们的勾结行为会导致社会公正的缺乏,加剧多数人的被剥夺感,从而使社会难以产生信赖。中国不缺纸面上的社会公平、公正--官方意识形态几乎天天都在倡导这个,缺的是在真实的社会运行中,没有按照公正的原则来分配社会资源和机会,缺的是具体的政策措施没有在公正的导向下实施。而这是由精英造成的,它使得中国社会表面是一套,实际是一套,人格分裂,在这种状况下,信任很难产生,并导致报复心理的出现。例如,精英阶层在社会的分配中侵占了平民阶层本应有的分配资格,造成贫富悬殊;那么反过来,由于平民阶层是社会必需品和消费品的生产者,在利益驱使和不平衡心理作用下,他们会以次充好、以小博大地生产牟利,这就是假冒伪劣、有毒有害产品流向市场的一个原因。

  所以,在我们考察当下几乎每个行业、每个职业,都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规范,官场不像官场、学界不像学界、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品格,乃至整个社会是非不分、信仰全无,以丑为美、以次充好,一切向钱看的原因时,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的道德退化,无疑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没有撑起这个社会向上的希望。

  鉴此,要重建社会的价值和道德,必须强调精英的表率作用。清明政治乃至清明社会的形成,事实取决于精英阶层对道德的自觉意识。为此,精英自身要去除臣民意识、官本位意识,用现代公民的观念来改造和武装自己。尤其是知识精英,担负着传道使命,首先必须使自己高尚起来。当然,这一切离不开诚信的制度建设,包括媒体的自由与发达。

  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作者:邓聿文 】 (责任编辑: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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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发表于: 2012-09-05   
翁永曦:  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这个历史进程。

温家宝:  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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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发表于: 201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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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发表于: 201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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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发表于: 2012-09-13   
引用
引用第11楼nba于2012-09-05 11:33发表的 :
翁永曦:  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这个历史进程。

温家宝:  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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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发表于: 2012-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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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1楼nba于2012-09-05 11:33发表的 :
翁永曦:  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这个历史进程。

温家宝:  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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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发表于: 2012-09-14   
作者:《财经》

.  最近三年来,这是《财经》杂志第三次刊发经济学家呼吁“重启改革议程”的文章。

  呼吁之声不绝于耳,表明改革遇到阻力,前行乏力。

  眼下经济失速,诸多政策工具腾挪空间有限,这与国内外总需求的下滑有关,也表明此前行之经年的增长模式确实已至穷途。

  尽快启动新一轮改革,释放新一波制度红利,为经济增长觅求新的动能,已刻不容缓。寻觅动能之余,亦须破除前行阻力,方能双向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运行之势。

  国内外的情势均表明,只有挥别狭义的经济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要言之,欲解经济体制改革之困,功夫更多已在诗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非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呼应而不能竟其功,其中涉及的利益重组与上下互动,只有凭恃民主、法治才能框住而不致失序。

  回望过往的数十年,东亚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以主动之布局和坚定之决心,完成了民主、法治层面的艰难转身。中国的转型之路,已到新的十字路口,历史性决断时不我待。本刊将持续关注此一话题,俾以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前行力量,重启改革议程。

  ——编者

http://business.sohu.com/20120905/n3523722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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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发表于: 2012-09-14   
亿万富翁一定支持


请问证监会,钓鱼岛收回之前老三板给不给解决?

一些将士的父母等待着老三板问题解决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

其父母在你门前举牌----------还我老三板股民血汗钱?????





[ 此帖被大林在2012-09-14 19:42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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