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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拍的都是板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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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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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的都是板砖


 马未都：

   我从未进过高等学府学习，因而对大学一往情深。早年在编辑部做文学编辑时去北大找过作者，正值午休时刻，静谧的校园到处充满了温情，让我对这所有着百年历史，出过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教授的名牌大学肃然起敬，我那时已知我与大学生涯擦肩已过了。
    后来的日子过得快，日月沧桑，我有幸被北大唤去讲课，不属正课，都是些旁门左道的功夫，但学生们爱听，我只好忝列门墙，聊补人生之憾。
    北大对莘莘学子来说，都是一个梦想，崇高而圣洁。记得一年去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看展览，正赶上新生入学，趾高气昂的新生身后多为七大姑八大姨的，多者有十几亲友送行，心中多有感慨，中国人盼子成龙啊！
    大学是社会的榜样，北大是大学的榜样，一说新文化运动，一说五四运动，不能不提北大，北大引以为傲的除去那些中国近代史如雷贯耳的学者，就是这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蔡元培校长主张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直为北大遵循，按北大自己的说法叫薪火相传。
    这些年有关北大的风波不断，不光彩的为多，叫外人看了笑话。风波上三路下三路都有，让北大百口莫辩。社会已没有一块净土，北大当然也不会例外，权、钱、色是一锅粥，很容易烂在一起。只是文人应该是社会良心，过去有一句老话：拍拍良心。现在看不到了，拍的都是板砖。北大告了辞退的教授，欲彰显正义，但可以预料的是，法律解决不了风波，法律的判决不代表社会的看法，多数会适得其反。
    北京大学初创1898年，叫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至今，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北大没有拟出一份校训，煞是奇怪，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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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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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有关北大的风波不断，不光彩的为多，叫外人看了笑话。风波上三路下三路都有，让北大百口莫辩。社会已没有一块净土，北大当然也不会例外，权、钱、色是一锅粥，很容易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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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坏未遂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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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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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马未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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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9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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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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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也有不光彩的叫兽.......
xiaocaobei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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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发表于: 201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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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以为抗战胜利就能致富；
40年代，以为全国解放就能致富；
50年代，以为分到田地就能致富；
60年代，以为反帝反修就能致富；
70年代，以为继续革命就能致富；
80年代，以为少生孩子就能致富；
90年代，以为改制就能致富；
10年前，以为技术创新就能致富。
直到如今才明白：只有当领导干部才会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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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sylbs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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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1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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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就应该论一论证监会里的权，钱，色，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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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表于: 201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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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已没有一块净土，证监会当然也不会例外，权、钱、色是一锅粥，很容易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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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发表于: 201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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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规则的人就必须率先遵守规则

何家弘

日前，我在《北京晨报》上看到一条令人惊耸的消息：“口角，一句不合撞人致死”。据报道，2012年3月4日，越野车主许某某因与行人孙先生在北京街头发生口角，便开车将其撞死。9月4日上午，北京市一中院公开宣判，许某某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宣判后，死者家属当庭哭喊：“你毁了我们全家，毁了我们下半辈子的生活！”而许某某则称：“ 事发时我很气愤，但真的没有想撞死对方。”由于不了解本案的事情经过和证据，笔者无法评价其是非对错和量刑轻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事对这两个家庭来说都是不可逆转的悲剧。

在当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窃以为，除了当事者个人因素之外，还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酿造这种悲剧的行为环境。我也是城市交通的参与者，有时开车，有时骑车，有时步行。由于许多参与者不遵守交通规则，更缺乏文明礼让的行为习惯，所以就会形成车与车争抢、人与人争抢、车与人争抢的状况。这种争抢的行为环境不仅容易酿成事故，而且会使人们的行为模式趋向野蛮和粗暴。笔者无知，但是猜想，当下中国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和由交通事故引发之暴力冲突的数量，大概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然而，这种恶性争抢的行为环境不仅存在于道路交通，还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譬如官场和商场。人性中既有辞让之善源，也有争夺之恶端。孟子曰，辞让之心，人皆有之。荀子曰，争夺之心，人皆有之。何者为主，就要看社会的行为环境。在当下中国，社会行为环境在不断地激发人们的争夺之心。于是，善源被蒙蔽，恶端被放大，争抢便成为社会行为的常态。本来是你的，也要去争，否则那就会变成别人的。本来不是你的，也要去抢，因为那可能就会变成你的。在熟人圈内不便明争，就去暗抢。在陌生人之间，就可以公开争抢，甚至诉诸暴力。似乎不争不抢，你就会一无所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确实很累！

2012年6月，我根据中日韩三国高校的“亚洲校园”合作协议到日本的名古屋大学讲学。按计划，我本应去三个月，从5月1日到7月31日。但5月正是学校的答辩季，而且我还要在5月底到莫斯科去参加“第一届欧亚反腐败论坛”，我便向日方提出6月10日左右再去。后来，日方联系人告诉我，经过教授会议讨论，同意我只去一个半月，6月16日到7月31日。到名古屋大学后，我填了一大堆表格，然后拿到了由名古屋大学校长签章的“特任教授”证书。我不懂日语，好在助教小潘是中国人，很帮忙。过了几天，小潘又拿了一份“提前辞职报告”来找我签名。我才知道，名大校长还是按规则聘任我三个月，然后再根据我的“自愿提前辞职”申请，批准我一个半月即离任。我心想，直接聘我一个半月不就得了，日本人真是死心眼子！

在讲课之余，名大法学部还作为“亚洲校园”的活动安排我给学生做一次讲座，题目是“法学与文学：刑事错判的两个视角”。据说，日本大学生听讲座不太积极，而且我的讲座是用英语，教务人员担心来人太少，就印制了一些海报，除了在本校园内张贴，还想到邻近的南山大学张贴，因为该校的前身是教会学校，英语是传统强项。按说这是资源共享的好事，而且只贴在该校的海报栏内，不会有碍观瞻。但是主管教授说，此事要按规矩办，先要向名大校部提交申请，批准之后再由名大校部与南大校部联系，达成协议之后再去张贴。如此复杂，教务只好作罢。这是小潘告诉我的。她还说，日本人的脑瓜就是死板，太不灵活！

在名古屋生活的一个半月时间内，日本人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行为特征就是守规矩。且不说在大街上行走的车和人都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在名古屋大学的校园内，一些小事也反映出大学生的规规矩矩。我到名古屋的第二天，小潘带我去学校的餐厅吃午饭。为避开就餐高峰，我们11点半就到了餐厅。快到12点时，大批下课的学生来到餐厅门外自觉排队，那由一二百人组成的长龙从餐厅二楼的门口一直排下来，横过马路，沿着便道排到便利店的门前。学生们没有拥挤，有序地站在队伍中，有人闲聊，有人静候。那份耐心，令人钦佩。再有，我时常到学校的体育馆去打羽毛球。体育馆的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几个汉字：土足禁入。意思是让人把外面穿的鞋脱下来，换上室内穿的运动鞋。我发现，这里绝大多数时间都没有体育馆的工作人员，换言之，没人管，但是学生们——包括中国留学生——都会自觉地把外面穿来的皮鞋、拖鞋、运动鞋脱下来，放在木架的格子中，换上运动鞋或光脚走进去。

中国人的脑瓜是灵活的，总会想法设法绕过规则。大概就本性而言，人都不喜欢规则。但是在社会中生活，人们又离不开规则，否则就会混乱。不过，人们一般都希望别人遵守规则，而自己则可以不遵守规则，或者说，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在规则面前享有特权。在当下中国，官员是享有特权的，而且是官位越高特权越多。笔者不是官员，但是也曾感受特权。仅举一例。若干年前，我应邀去给军队保卫部门的领导讲课，接我的车是一辆奔驰牌警车，据说是经常给高级领导开道的车。开车者是一个干练的年轻军人。一路上，他开车极快，而且在路遇红灯时都会按响警报器或左或右地超车通过。我感觉不太舒服，就对他说，我们不着急，明天早上才讲课。他从后视镜里看了看我说，领导放心，绝对安全。我无语，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种习惯。

在当下中国，很多人都没有遵守规则的行为习惯，其原因之一就是有权势者享有面对规则的特权。看到有特权者可以不遵守规则的时候，那些无法享受这些特权的人就会自己去创造“特权”，即通过违反规则的方式来享受“特权待遇”。如果这些“胆儿大的人”没有遇到有效的执法，这种行为模式就会不断蔓延，直至使规则名存实亡。我以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制定规则的人就必须率先遵守规则，换言之，为官者就必须率先垂范，而且应该是自上而下的示范。上面的人取消了自己面对规则的特权，下面的人自然就会效仿，规则就会真正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当我们真正做到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社会生活就会更加有序，更加和谐。诚然，我这里说的规则应该是好规则。至于何为好规则以及如何制定好规则，那就需要另外撰文了。

孤身一人在日本时，一个问题多次缠绕在我的心中：想当年小日本为何能够打败大中华？我缺乏系统的历史知识，也缺乏对日本国民的深入研究，但是我感觉，在日本人身上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和绝对大多数日本人都不希望打仗。但是，如果两国的政治家擦枪走火抑或走火入魔，也可能把人民拖入战争。到那时，无论是否自愿，中国人和日本人又会成为敌人。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向敌人学习，因为这可以使我们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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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发表于: 201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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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国里美德多
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关于美德的故事。
一个被生活折磨的愁眉苦脸的人曾给我津津乐道老一辈革命家的美德：毛泽东的谦虚：延安整风整过头了，最后在大会上脱帽表示歉意；回老家时让老师坐首席，还给他们敬酒。朱总司令的美德：井冈山上挑扁担，打下江山后没让女儿住中南海。周恩来的简朴：邓颖超给他补睡衣。刘少奇的诚恳：下乡调研时给农民鞠躬请他们讲真话；李大钊的坚守：没有抛弃卖了首饰供他读书的糟糠之妻。
我问他整人过头了道歉不是应该的么？学生让老师坐首席并给敬酒不是基本人伦吗？在艰苦的战争年月里，头儿当然得带头，脑袋挂在裤腰带上，领导如果当大爷，部下早就散伙了，还闹什么革命。女儿已经成人出嫁了凭什么要住中南海？老婆给丈夫补补睡衣奇怪吗？给农民鞠躬不是很正常吗？妻子对丈夫有恩丈夫守德不是常理么？
这位家里勉强揭得开锅的人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人家到那级别了，这样做当然是美德，你看现在的贪官污吏，哪个能这样做？我真想说你要这么想，日子过的艰难就是活该，贪官污吏就喜欢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上去必然是贪官污吏，品德低劣，你过什么日子就看造化吧。
奴性这种美德在有些人身上我能理解，做人不自在，或受制或有求于对方；或能从对方那里得到关照，于是表现殷勤。最觉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对自己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人跪拜，或者自己地位已经到了底线、而且根本没有希望上升的人，见个头儿，不论对方辈分年龄是否在自己之下，点头哈腰上下伺候，奴颜婢膝。完了看着人家扬长而去。我一直不明白，如此作践自己的人，日子为何过的这幅孬样儿？按说不应该啊！
这几年被扒粪了的权威很多，这就对了。卸了妆都是一样的，别糟践够人民的血汗钱了还装出神头怪脸蒙人。扒粪是克服国人奴性的基本前提，泥菩萨被打碎了，中国国民性和政治都会有历史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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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发表于: 201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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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渣”的百年轮回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完败而收场，许多人把它归咎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建颐和园，耽误了海军建设。从长远看，慈禧的腐败影响海军的发展自不待言，但这场战争的失败与那些经费被挪用并没直接的关系。在甲午海战中，虽然日本有的舰艇航速更快，但中国的北洋舰队在吨位上占优，各有优势；甚至中国还略占优，船重火力猛，日方舰只始终只敢围着中国的两艘大舰定远号和镇远号穿插迂回，不敢正面接触。那中国为何打败了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豆腐渣”问题。
1894年9月17日，中日两国舰队在黄海相遇，旗舰定远号发出第一炮就把自己的船桥（指挥台）震塌，舰队统帅丁汝昌从高空跌落，摔成重伤，战斗只好改为旗舰管带（舰长）刘步蟾指挥。两军交战伊始先折了自己的主帅，历来是战争的大忌，海战前景已先自暗淡。定远号是1885年和镇远号一起从德国购进的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战舰，仅服役9年，怎么竟如此破败不堪呢？因为平时疏于维护。一个舰队的旗舰上的最重要的部位的养护情况尚且如此，整个舰队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当时还有人爆料说舰队用的洋炮弹出现用沙土冒充火药的哑弹，若真有其事也不足为奇，在军火采办中虚报贪污是普遍的现象，“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为中饱私囊而购进这种炮弹也不是不可能。
硬件“豆腐渣”，那么软件呢？当时人披露，丁汝昌受伤后，接替指挥的刘步蟾“闻战惶惧”被人劝入船舱躲避，虽然“旋色定复出，亦能始终战事”，但是德国顾问替他指挥。这件事在几十年后有人为他叫屈，说是子虚乌有，可当时人却言之凿凿，对照北洋舰队内部的状况，可能性很大。主要责任其实是在主持军务的李鸿章，用非其人。包括主帅丁汝昌，当时人认为他“畏葸无能，巧滑避敌，难胜统带之任”，但李鸿章极力为他撑腰。这两人后来都在威海军港被日军包围，舰队突围无望后服毒自尽，也算是以身殉国。
在战斗中，有像邓世昌那样的英雄，顽强战斗到弹尽之后，仍开足马力撞向敌舰。却有两艘舰只逃走，其中一艘在慌不择路中还撞沉了自己的一艘军舰；还有三艘也在战斗最激烈时逃出战区躲避，引来敌舰追击，其中一艘也被追上击沉。
在甲午海战之前，北洋舰队威名赫赫，李鸿章曾自诩：“……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可事实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中看不中用。
甲午战争失败后仅五年，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号召“义民”们“执干戈以卫社稷”，在事实上向列强宣战。连一个小日本都打不过的清朝政府，哪来的底气向更为强大的英、美、法、德诸列强同时宣战呢？原来它有了“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扶清灭洋”口号震天响的义和团钢铁战士。这群神魂附体的乌合之众屠杀没有武装的洋人和入了洋教的同胞，烧教堂，抢劫财物还真是一把好手，可一碰到列强的洋枪炮马上就变成了人肉“豆腐渣”；也不见有多少前扑后继的殊死抵抗，很快就作“鸟兽散”，各自跑回家去找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可怜失魂落魄的慈禧，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落荒而逃，在害怕洋人与她算总账，拿她偿命的惊慌失措之中，抛出了那句极尽献媚之能事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清王朝事实上就是被一拨又一拨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豆腐渣”工程给搞垮了。
林肯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豆腐渣”的晚清政府有什么样的民众基础呢？当时有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几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写有一本书《中国人的特性》，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从正反两面评说了中国人的许多性格特征，书中的最后结论是中国需要“良心”和“正义”。
国民特性中相当程度的缺德，是“豆腐渣”频现的根源。
我们的老祖宗对自己子民的缺德其实早就心知肚明，西汉的董仲舒制定了“三纲五常”的治国大纲，强制推行道德准则。直到清朝的两千多年中，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三纲五常”始终不变。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三纲五常”从来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缺德的劣性。
哲学家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螺旋形的上升，列宁说：“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中国的传统也有类似的说法，六十年一甲子，兴衰一轮回。
晚清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也经历了一个轮回。经过百年变迁后，当时美、英、法、德等强国，现在依然是强国，当时的二流国家俄罗斯，现在依然是二流。而中国呢？旧的道德准则土崩瓦解，新的道德准则却始终无法确立，在贪官污吏的以身作则下，“豆腐渣”以空前的规模惊人再现。“豆腐渣”马路，“豆腐渣”桥梁，“豆腐渣”公司数不胜数，就连反“豆腐渣”的“反腐”工程，其自身何尝不是一堆“豆腐渣”？“豆腐渣”无处不在，泛滥成灾。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根据元素的内在特性，在他的表格中给所有未发现的元素都预留了位置，后世的发现都准确地对上了这些位置，至今没有例外。我们似乎也可以依照这种做法，根据中国人的特性，根据历史的螺旋发展规律，给新的百年的中国留下这样的位置：在“豆腐渣”堆彻起来的华丽舞台上进行千年一遇的狂欢后，到处是“豆腐渣”的坍塌及坍塌后留下的断垣残壁；然后又是凄风苦雨几十年，不断以“多难兴邦自慰，不断呼唤睡狮猛醒。
除非国人不再缺德。 [ 刘少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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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发表于: 201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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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的普通百姓，甚至王公大臣，都不曾享受完整的自尊，这是中国人总是那么敏感，那么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容不得别人一星半点的藐视，甚至只是个善意的玩笑。因为中国享受不到自尊，就失去了自尊，而这种自尊，总想从别人的眼神里获得。而18世纪的欧洲，即是一户普通农民也可以享受中国皇帝级别的自尊。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法律的问题，我会另文专述。


　　中国人有没有自尊，这问题自然不能有中国人来回答，因为置身事外，才能客观一点。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抵达中国后经过与中国人的接触，英国人对中国人的美好感一扫而光。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过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


　　中国古代历来实行外儒内法的治国方针，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不过与其说儒教是胡萝卜不如说是鸦片。儒教最初的本质不是如此，但是经过董仲舒的笔锋，儒教成了等级制度的奠基者和忠实维护者。董仲舒把儒教改造成了统治者最喜欢的愚民工具，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个道理继续延伸就是，你是这个国家统治者的臣民，你必须无条件地爱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否则就是叛国。无论这个国家如何地腐朽，堕落，政策多么地荒唐，错误，你都只能向你的最直接上级反映意见，越级都是给国家添麻烦的。你可以反应意见，但是上级接受不接受你的意见，你都必须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政策。否则就是对领导不忠，对父亲不孝。不忠不孝，你就会被看得连禽兽都不如。


　　乾隆时期，儒教根本不用推广，早就深入人心了。不过对于少数没有麻醉的，大棒也是不可少的。乾隆皇帝，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


　　英国人对乾隆时期的中国人这样总结，他们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


　　从未享受自尊的人自然会有心理缺陷。那就是极端敏感的内心，生怕被人看不起，尤其在外国人面前。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就变了。缺乏自尊就缺乏爱心，清朝的人们总是喜欢看处斩犯人，热闹程度不亚于最热闹的集市，看着别人的死亡才能更增加自己的存在感。当人们像看耍猴那样看着谭嗣同被处斩，谭嗣同应该知道，他的血白流了。


　　顺便说一下康乾盛世，这是个非常虚假的盛世，英国使团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回国之后，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使团随行人员发表的各种报告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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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复兴与中国探大底


　10月15日，三季度GDP增速公布，为7.4%，创下14个月来的新低。对此，不少分析人士却纷纷表示乐观。 

　　这些评论诸如——“经济下行见底或将触底反弹”、“中国经济已触底，不存在硬着陆可能”、“经济出现明显触底信号”等等。若从短期市场信号来看，或许如此，比如人民币再升值、股市反弹、楼市地王再现、钢铁铁矿石价格反弹等等。 

　　然而，从全球产业结构变迁和全球货币金融竞争力重构的战略高度来看，中国经济的探底和转型才刚刚开始。 

　　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首先要对中国经济过去20-30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因做出清晰解释——主要推动力是两次大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世界工厂”机遇。在1979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前，人口高增长，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了1978年的9.6亿人，使中国储备了巨量健康的劳动力。1991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1992年小平南巡，中国大力对外开放。恰逢全球信息化革命方兴未艾，随着ERP等远程信息管理手段的推广，跨国公司跨地域管理能力大大增强，同时石油等价格非常廉价，1994年仅每桶14美元。这使得欧美将制造业向外转移成为可能，因为中国劳动力充沛而廉价，珠三角农民工月薪曾长达20年被压在1000元以下，而且不必提供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本基本无需投入改善劳动环境。这给资方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1997-1998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东南亚的国家饱受重创，中国因为人民币固定汇率，资本项目未开放而受冲击较小，其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令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更具竞争优势。 

　　第二次浪潮是由人民币升值所引发的资产泡沫狂潮。2005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人民币开始单边升值，二是股权分置改革。前者意味着投机人民币升值的无风险套利机会，由于中国抓住世界工厂机遇，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币内在价值增强，而长期固定汇率下，人民币的确被低估，这对国际热钱产生了巨大诱惑；后者意味着中国股市基本与国际市场接轨，成为国际热钱可投资的市场。于是乎国际热钱和海外华人资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涌入中国，先是在2007年10月将A股上证指数推高到6124点的巅峰；再把楼市推到了2010年底的天高。 

　　然而，时至今日，当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均已在走向衰退或反面。 

    从世界工厂效应而言：1，中国人口红利盛极而衰，1979年的独生子女已经33岁了，即按大学毕业21岁算，独生子女已经进入工作10年了。与以前的劳动力是天壤之别；2，跨国公司早已渡过投入期，每年开始向外转移大量的利润；3，人民币大幅升值了32%，中国制造的货币成本大幅攀升；4，资源由原来国内的廉价提供到不得不使用国际高价资源。石油最为典型，1996年中国变成净进口国，现在56%的石油靠高价进口，100美元的油价已经很平常；5，美国国策改变，开始鼓励跨国公司回流美国或美洲，力推再工业化战略。即使在亚洲也努力寻找对中国的进口替代。6，全球贸易保护升级，东亚政治局势不再安然无恙。 

　　资产泡沫的负面效应如今也全盘凸显。在股市和楼市的大博弈中，由于中国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们以前并没有与国际投资者同台竞争的经验和能力，在股市10万亿计的财富再分配中，在楼市100万元计的财富再分配中，均成为输家，不仅将过去20-30年的财富积累基本亏在其中，更将未来20-30年的预期劳动收入深深套在楼市泡沫中。同时，楼市的大幅攀升也推高了制造业的成本，让中国企业更难以负荷。 

　　与此同时，政府在长期的繁荣周期中，逐渐扩大了财政胃口，以制定规则和手握分配权的优势，财政收入的增幅连续多年2倍于GDP的增长，加上国有企业在金融和资源的垄断，都成为中国制造业不可承受之重。 

　　一言以蔽之，中国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均已盛极而衰，正面效应正陆续转为负面效应，即在旧动力机制快速衰退，在新动力机制未能再造之前，中国经济只能是继续探底，近期也只是很短反弹后，将加速探底。 

　　决定中国经济探底有多深的外部重要因素是——美国竞争力再造的速度成果。中国上一轮的大机遇，与911事件后，美国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在石油军火寡头的诱导下，将战略矛头指向中东石油，从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沼有关，这让美国债台高筑，同时在国内放任虚拟金融创新，结果诱发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那时在中美两大国的竞争天平上，第一次倾斜向了中国。 

　　但是，中国并没有抓住这次机遇，进行高新科技创新的产业升级，以应对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未能大力推进环保循环经济，以降低对海外资源依赖；更未能乘国际2008年国际商品资产价格大跌而购买海外优质资产，结果以中央四万亿带动全国18万亿元大兴土木，推起了一个把所有刚需者，也把中国压的喘不过气来的巨大楼市泡沫。 

　　与此同时，美国却在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地进行竞争力再造：先是稳定了美国金融系统；其后帮助大企业撇掉坏账；通过QE1-3，同时打击欧元，推动热钱回流压低资金价格；通过油页岩开发技术和支持新能源压低能源价格；通过加大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为美国再工业化创造条件。即在中国竞争力持续恶化时，美国竞争力在上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问题了，西方文明的根本性难题——金融寡头利益扩张与选民福利扩张的冲突仍未能解决，它的巨大的虚拟金融泡沫仍将一直是“达摩克利特”之剑。因此，其即使是复兴也是一个阶段性小复兴。 

　　很显然，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困难要比美国更大的多，同时东亚地缘政治危机，也会让热钱如惊弓之鸟大规模撤离东亚，从而使中国的问题，如同潮水退却后那样，在海滩上显得更加突兀。在未来几年，人民币兑美元将迎来一个中长期贬值周期。 

　　中国还有应对方法吗？有的，那就要竞争力再造。这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政治体制改革，自上而下的机构精简和自下而上的扩大民主，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2，合理分配土地和资源财富，大部分转入社会保障体系中；3，凡是市场能做好的都交给市场，激发民间创造活力，特别是金融向民间开放尤其重要；4，A股彻底扭转“利益输送市”，变成真正优化配置资源的财富成长市，激励高新科技、新能源和环保循环经济。此外，遏制汽车等高耗能工业，大大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等等。 

　　坦率地说，从现实的困境到实现竞争力再造，将是极为艰巨的挑战，这首先需要形成一个开明的领导权威，以推动变革。 

　　换言之，即便一切配合到位，变革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也至少需要5-6年才能初步竞争力再造。即至少未来5年中，中国人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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