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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总是避重就轻,难题交给后任,好处当下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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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2-10-30   

总是避重就轻,难题交给后任,好处当下截留

   收入分配改革“提低”难在何处


        近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牵动人心,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标尺,更涉及民心民意向背,关乎国家稳定大政。
 
     据称,此次收入分配改革核心是“提低、控高、扩中”,大方向没错,问题在于,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被“控高”的利益群体处于强势地位,掌握基本话语权和决策权,真正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进行,需要对公民财产权益法制保障和清晰界定,而在目前制度环境下,实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管要肯定其积极意义,但前景或并不乐观,但愿由此可产生出深层改革的共振。
 
     “提低”是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就是提高农民、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四部分低收入工薪劳动者所得。一方面说明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已成社会蛰伏的巨大风险因素,另一方面,政府强力干预完成“控高提低”,面临复杂的干扰,而更深的内在逻辑是,政府如果不先革命自己,收入分配改革就无法实质有进展,政府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完善让权让利于社会,则社会收入分配自我调节和修复功能就会失效,所有埋怨和矛盾只能指向政府。
 
     有一些数据有必要铺陈一下。一、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国际公认0.4警戒线,目前可能高达0.5,同时,中国劳动报酬总额占GDP比重,从1996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二、中国政府财政收入2011年已突破10万亿大关,连续几年递增20%以上,大大高GDP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这还不包括财政收入之外一大笔收费罚款收入,而这笔钱并不真正对接公共服务,往往成了变相提高相关公务员群体的“小金库”;三、有学者研究,中国灰色交易总额在4.8万亿左右,占GDP比重10%以上;四、国企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实际收入差距达10倍左右,落脚在什么单位成收入高低的关键;五、养老金出现1.7万亿空缺,入不敷出成各地普遍现象,由经济学家曹远征和马骏牵头研究结果更惊人,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高达18万亿。
 
     以上数据至少说明如下几点:中国社会国富民贫特征这些年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政府占有资源和财富过大,由于与政绩没有强制挂钩,相当多地方政府顾脸不顾腚,社保体系衣不遮体;中国的农民、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收入低的重要特征是基础社保基点太低,无法产生灰色收入,在高通胀和社会公共社保不健全背景下,难以兼及眼前生计和养老自保;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核心是财富跟着权力走,无论是灰色收入大行其道潜规则,还是国有垄断行业拿国家名义近水楼台先自得利,无论是公务员社保双轨和利用职位吃拿卡要,还是部分领导干部惊心动魄天文数字贪腐,都严重戕害到社会财富的公平配置,并由此引发官民对立和不信任情绪加重。
 
    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头十年,各行业间收入差距并不大。而之后,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以及垄断行业的员工收入不断提高,这种提高不仅是基础工资高,更多是通过形形色色的福利累积,比如住房和各种补贴,而其它社会企业和一般国有企业员工的收入却长期增长缓慢,甚至逊色于不少农民。这不仅关系着在职时的生活品质,以广州为例,一般国有企业和公务员同样是处级待遇的,公务员退休金可拿到6000元到7000元,企业退休只能拿到1700多元,就医上报销差别也很大。即便是国家给退休人员增加生活补贴,有的地方竟然公务员退休人员和普通企业退休人员相差十几倍,如果央视去和他们调查“你幸福吗”的话题,是该幸福还是不该幸福那?不反对高薪养廉,但先要把庞大公务队伍压下来,并解决匹配的社会监督,否则,社会如何维系基本的财富生态平衡。
 
    社会财富总体是有限度的,解决“提低”问题,营造公平的社会就业创富环境是基础性工作,低收入者才会有更多更好的提高收入途径,制定相应的最低工资保护政策也是必须的。而对农民这一特殊群体,除缩小城乡剪刀差、实施农产品部分补贴外,也应与农民土地确权挂钩来解决社保覆盖,土地收益部分通过政府统筹解决农民社保资金来源。就解决整个低收入群体的共性问题,当下最紧要还是弥补历史社保欠账,并相应提高社保标准和离退休人员工资,这笔钱不是再向社会额外摊派,是从现在政府和垄断利益集团手里挤出来,通过反腐败从贪官家里夺出来,挑开灰色收入的面纱,增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基源,还要在充分监督下保证二次分配用的其所。而就整个社会公平角度考量,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的基础性工作同样是全民社保,同时,尽快取消社保双轨制,只有公务员利益与社保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才会逐步消灭养老金空缺。否则,目前低社保还保不住,何谈再“提低”。
 
    “提低”不是给农民、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间歇性发善心和发补助,不因“提低”就去“打土豪、分田地”,伤害真正合法和勤劳致富获得高收入者的利益,不因“就低”就忽略了“扩中”的重要意义,中产阶层应是一个健康社会最大的群体,是社会稳定和发展中流砥柱。政府不应以计划经济思维管制收入分配,政府直接掌握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越多,社会收入分配越难公平合理。政府关键是解决好收入分配的合法性和公平获得问题,做好应该做好的公共服务,而不是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到处呈现“切蛋糕”的官员,更多的收入分配事宜应是社会自行调节范畴。
 
     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研究了八年,而汽柴油涨价连一个晚上都隔不了。我们一个时期的改革,总是避重就轻,难题交给后任,好处当下截留,真正政治是理想而高尚的,贪官庸吏诠释和演绎改革,只能让中国社会蜕变和倒退,不破釜沉舟前行,就可能被长期搁浅沙滩,更多人也会加入“提低”行列,真到那时,政府是“提堤”还是“提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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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2-10-30   
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研究了八年,而汽柴油涨价连一个晚上都隔不了。我们一个时期的改革,总是避重就轻,难题交给后任,好处当下截留,真正政治是理想而高尚的,贪官庸吏诠释和演绎改革,只能让中国社会蜕变和倒退,不破釜沉舟前行,就可能被长期搁浅沙滩,更多人也会加入“提低”行列,真到那时,政府是“提堤”还是“提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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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2-10-31   
你想分地主田地吗?你想娶媳妇吗?请跟红军走!



        近些年来,本人参加官方或半官方活动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武汉市,因为在市人大常委会兼职的关系,更能频繁地接触大小各类官员。我观察到的一个颇为诡谲的现象是,无论大会、小会,对着话筒念讲稿的官员越来越多,而且渐有蔓延成风之势。主办会议方要为请来的官员准备讲稿也成为开会的潜规则,官员丧失脱稿讲话能力似乎成为今日官场一道独特风景线。对此,我曾一度百思不解,巨大的动员组织能力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当初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干部都能登台一呼,三言两语使得应者云集,何以今天这些有着大学本科乃至研究生学历的官员竟然不会发言、讲话呢?


后来经过仔细琢磨,才知道其原因并不那么简单,择其主要者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权力并不来自民赋,官帽为上面所授,故既不了解民意,更不贴近民情。只为明哲保身或追求政治正确,而讲些不疼不痒的话。照稿念四平八稳,最无政治风险。


第二,官本位思想渗透到社会一切领域,各类活动都要“恭请”官员出场,非如此,似乎不足以提升活动或会议的规格。上述现象的最极端例子是,各种学术会议竟然要按到场官员的级别界定会议的规格,于是乎官员四处出击,疲于应付。很多活动所涉领域,并非到场官员所熟悉,官员当然只能依葫芦画瓢,对着讲稿亦字亦趋,或最多说些今天天气哈哈的空话套话。有位综合大学的校长,自己是学历史出身的,但因为分管文科,一天最多曾跑了文学、法律、经济、图书情报等十多个会议的场子。如此情况下,要求其每到一处,都能伊里哇啦侃侃而谈,可谓真难为了他。


第三,今天很多官员忙于觥筹交错、观光旅游或追逐利益,无暇看书读报,提升自己,因此腹中空空毫无底气。虽然可能衣着光鲜煞有介事,但其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此官员,还能言之有物口若悬河,那岂非咄咄怪事?


第四,讲话能力的养成关乎一种学问。古往今来,不乏天生能说的达人,但更多人的讲话能力提升与外在训练内在积累密切相关。在西方,演讲学是政治官员必修的课程。有文章报道,美国总统要拉近与选民的心理距离,以求连任或政策支持,要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出身官僚世家的小布什总统,能经常脱口讲出牛仔英语,就是其政治形象设计团队训练而致的结果。在中国,罕有官员为求政治抱负的施展或完成任职目标而刻意去训练自己的口才。


古代先贤曾言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坊间评选最牛段子之一是:红军吸引老百姓的葵花宝典乃三句话,“你想分地主田地吗?你想娶媳妇吗?请跟红军走!”台湾所谓的“总统”小马哥曾以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胜率当选,却因一次水灾后讲错话而开始民调直线下降的政治滑铁卢。可见,讲话能力乃官员死生之地,不可不慎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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