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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给出的“唯一出路”不是邪路是什么
因为直到目前，中国国内市场上的最大垄断者是美欧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说：“随着我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跨国公司已经长驱直入，参与到包括种子研发、种植、加工、物流、销售等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的产业已完全被外资掌控。虽然我国两大主粮——小麦和水稻目前产量还比较充裕，但是从大豆、玉米的形势看，我国已从最大的大豆出口国转变为最大的进口国，由玉米出15国转变成为进口国。因此，民族种子产业的发展面临严峻形势”。另外。“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21个国民经济最重要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部分行业已经接近半壁江山，也就是在产业中拥有绝对控制权”。“外资的强大控制力在流通行业比例已高达80%以上;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行业、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外资均在中国占绝对垄断地位”。“汽车工业的外资控制度在95%以上：日用化工行业已接近整体被外资垄断控制”。更为严峻的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在核心技术、品牌和全球生产与销售网络的垄断地位，并借助其政府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控制，将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挤压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而只要我们完全放弃政府的作用，完全基于市场原则竞争，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不是西方垄断企业的竞争对手。显而易见，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它们所面对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和最大垄断者是外资企业。新一轮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而绝不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因为在目前的外企、国企和民企的格局下，“国退”以后，能“进”而主导的只会是外资企业，而一般不可能是民营企业。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像美国那样鼓吹“买本国货”或以安全为名将外资企业拒之于国门之外(当然我们反对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而是强调市场取向改革的目的是要在中国造就一个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品牌和全球生产与销售网络的企业群，而绝不应该是仅仅为外资企业进人中国市场开启方便之门和让其起支配作用。 上述这些“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事实表明，即使采用吴敬琏的办法，把中国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私有化而建立起来的所谓“竞争性市场体制”，实际上也只能是一种“封建家族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也许是吴敬琏真正所向往的体制，他曾明确说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度过了短缺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个人也不再是计划体制下的灰色人，而是跟国际社会近乎同步的文明的受益者。这一经验只是中外文明交往的一个小小案例，却也雄辩地说明开放成功的可能性，而敌意、紧张等等则败坏了文明。事实上，洋务运动、北洋时代、国民政府主政的黄金十年……凡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都是开放的”。“我们富强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繁荣起来的价值观何在?我们服务于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关键在哪里?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尚未得以解答，我们社会反而陷入一轮又一轮的弱者情绪里。我们对外尚未知人论世、平等相待。就再度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有阴谋了”。这番话足以表明，吴敬琏“执著”地为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辩护和向反对西方跨国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的人们挥舞“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棒，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给中国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更重要的是通过强化市场竞争，促进了国内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并“执著”地要拔掉有为政府和国有经济这两道门栓，为美欧跨国垄断企业的长驱直人大开方便之门。 综上所述，吴敬琏主张的是基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私有化，以及巩固和发展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来构建的“竞争性市场体制”。吴敬琏并不主张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健全与完善国家宏观调控的现代自由“竞争性市场体制”。他的主张符合党中央一再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吗?他给出的这种“唯一可能的出路”，如果不属于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话，又是什么呢? 结束语 自1840年以来的170余年，中国处于大英帝国霸权由鼎盛走向衰亡和美国霸权由鼎盛走向衰落的世界大格局的演变之中。这种世情导致了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被迫开放到被迫封闭，再到自主开放的历史进程。吴敬琏对这种世情和国情视而不见，就必然在旧中国、新中国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相关问题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有根深蒂固的小农世界观，看问题非好即坏，非此即彼。吴敬琏——一个“昨天”还在主张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今天”却主张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私有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这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西方跨国垄断公司对市场的强大控制力及其政府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强大控制之下，客观上只能向依附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马克思提出了一条以公有制为起点，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农业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提出了一条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提出了一条完全公有制和去市场化的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苏联东欧国家放弃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却走向了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科学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而且未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必将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只能走公有制主体型和国家调控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吴敬琏认为，“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对此表示赞同，但必须按孙冶方“极力主张、同时也迫切希望”的方式展开争论，即“学术界能够建立起一种只讲真理不讲人情、只为学术不看风向、畅所欲言不违心违志的争鸣局面”。我们正是响应吴敬琏的理性争论的倡议，同时又坚持孙冶方主张的“只讲真理不讲人情、只为学术不看风向”和“不违心违志”的原则，写出了这篇与吴敬琏商榷的文章，如有不妥之处，甚望惠予指正，也十分欢迎吴敬琏的反商榷和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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