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的超级死结

人民币国际化的超级死结

上周，作为四大行之一的中行曝出洗钱事件。虽然中行随后做出了回应，称“优汇通”是一个报备的金融创新产品，但“优汇通”究竟是金融创新还是漏洞？照我看来，说中行洗黑钱可能重了，但说到违规，那是肯定的。这又引出了另外的一层顾虑。截至2012年，在资本账户开放所涉及的7类11大项40个子项中，中国不可兑换的项目仅为4项|，占比10%，主要是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市场以及买卖衍生工具。部分可兑换的项目为22项，占比55%，主要集中在债券市场交易、股票市场交易、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四大类。基本可兑换的项目为14项，主要集中在信贷工具交易、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等方面。完全可兑换的项目为0项。这个意思就是说，尽管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业务国际化已成趋势，但在类似优汇通的问题上，政策仍然没有放开手脚，人民币资本的管制程度仍然相当高。

在外媒的一片赞扬声中，我们应冷静地看到，尽管挂着第七大结算货币的名号，人民币占全球支付清算的份额仅为1.4%，而美元为42.5%。鉴于许多交易只是在中资企业及其香港子公司之间进行，人民币距贸易结算货币实际上应该拥有的国际地位简直是相去甚远——仅仅是花瓶而已。
个中原因非常简单，国际化货币依赖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贸易逆差，长期处于顺差状态的中国，其出口就是回收货币，这让想要持有人民币的其他主权国家无所适从。
这正是国际货币领域一个很难越过的难题：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满足一个最基本条件——发行该货币的经济体必须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地位，如此该货币才能源源不断向国际间注入流动性，被国际资本和政府所持有。但另一方面，要维持全球对该储备货币的信心，又要求货币发行国要能持续录得经常帐盈余。
对一国的国际收支而言，两者不太可能同时发生，故称之为难题。这个难题在国际上有个说法，叫特里芬难题。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逆差可是一个前提。但在当前中国大幅贸易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又顺差又升值还想当国际储备货币，显然没人会真正跟你玩。莫非这么多年谈的人民币国际化只是虚张声势？
看来国际储备货币，享受其独有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既然如此，当年的美国是怎么把自己的美元整成国际货币的？
世界各国发行的货币五花八门，能在这种国际金融的混战中脱颖而出、登上国际金融霸主地位的强悍货币，必有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美元国际化进程中，有三个重要的国际事件，对美元“出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一个事件，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协定”确定，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另一个是美元与其他货币的固定汇率制。这就意味着，美元成了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可以替代黄金作为国际支付手段，从而确立了美元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金融领域的中心地位。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国际事件。
第二个事件，“马歇尔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濒于崩溃，粮食和燃料等物资极度匮乏，而其需要的进口量远远超过支付能力。为此，美国对欧洲拨款共达130多亿美元，大多数都是赠款。这在当时是超大数目。这个计划的本质是美国将大量美元撒向了欧洲。这样一来，欧洲在不需输出商品的情况下，无偿地获得美元的使用权。
第三个事件，WTO协议的出现。1947年10月30日，美、英、法等23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逐步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战后贸易大增，对美元谋取全球货币霸权地位起了巨大的作用。
总归，美元国际化的三部曲可以归纳如下：第一步，“布雷顿森林协定”——各国央行订立“君子协定”，达成共识；第二步，“马歇尔计划”——美国慷慨输出货币；第三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消除贸易壁垒，为美元扩张提供便利。
美元的这三部曲巧妙的避开了特里芬所提的国际货币的本身缺陷。
我们能看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国其实一直是经常账户盈余的。即使盈余的规模不大，比如顶多也就是GDP的2%以内，但由此可以看出，输出美元，并不是本身就需要贸易逆差的。美国把美元推向全球的主要渠道是对外援助和军费开支以及其它的资本输出方式，在此情况下，美国居然可以保持顺差。
特里芬难题，或许很有预见性，作为国际货币，确实是有矛盾性，那难道就完全无法调和？也不是。如果已经提前确定了国际货币，然后那个国际货币通过对外援助或资本输出的方式，实现货币的输出，而不仅仅需要通过逆差来实现，这样的话，特里芬困境还是有解决方法的。正像美国一样。
看来特里芬的本质不在这个地方。
实特里芬难题当初出来的时候，是有特定针对对象的，那就是当时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个固定汇率体系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是有美国政府承诺以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随时把美元兑换成黄金来背书的。美国的确通过马歇尔计划，国防开支以及购买外国货物等向全球大量输出美元，保证了体系内足够的美元流动性。此时，特里芬已经预料到了一个瓶颈的出现：从1959年起，流通的美元已经超过了支持它的黄金的数量。这导致了黄金的市场价格超过了40美元每盎司的价格，超过了美国35美元的承诺。美国此时要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话，那只能通过削减自己国内的赤字开支等来提振美元。而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内经济，而扩张中的美国经济不允许这样子做。
这才是特里芬难题的本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其后的自由浮动汇率体系里，特里芬难题对美元而言还存不存在？
我们来看看一个数据，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浮动汇率时代，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这个数字非常有意思，1970年代中期，也就是刚进入浮动汇率时代的时候，是75%上下。然后在80年代大跌，一直到了80年代末只有50%的地步。但是90年代的时候，又重新突然大涨，一度回到70%以上。2000年后，又开始下降了，后来到了60%左右。
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这样变化？1980年代的大跌，对应着日元和德国马克牛起来，美元受到了挑战。那美元为什么受到了挑战？还是与美国在当时贸易经常账户恶化有关。但奇怪的是，1990年代，美国也是经常账户一直恶化，处于不断逆差状态的。但90年代是美国经济公认的黄金期。我们认为跟这个数据有高度关联的美元指数其实也是跟这个数据完全断节。
很显然，在浮动汇率时代，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是各种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结果。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世界升级了，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循环：美国作为头号世界货币的发行国，有义务维持世界贸易的货币需求，有必要源源不断地保证美钞在世界市场上的供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而今大部分国家又用这些美元外储购买美国国债、股票等，使这些美钞回流美国。这就是美国持续扩大的对外负债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美国的贸易逆差、资本项目顺差的真实写照。
所以照这样推演，想当国际货币，其实依然面临着困境，只是这个困境相对特里芬的初级形式来说已经升级了：美元越垄断越国际化，各国持有的美元越多——意味美国的对外负债和赤字越多；美国经济越不被看好，美元币值越来越弱——导致持有的美元资产或美元债权越不值钱，贬值。
这正是浮动汇率下，国际化货币的困境。怎么办呢？解决这个困境，必须得是货币多元化或者干脆弄一个超主权货币出来。只有美元单独作为国际货币是实施不下去的。
这种结论对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来说是有很大的启示的。
第一步：即使中国在经常帐上保持顺差，也仍然可以实现人民币的走出去，因为当前中国外贸顺差主要是从美、欧获得，但别忘了，对亚洲区的贸易，中国是呈逆差的。由于当前全球商品贸易市场是买方市场，中国在与亚洲区贸易当中有较高的主动权，我们可以通过要求以人民币支付从亚洲区进口，先把人民币推向亚洲区域内，这一步正在做着。
第二步：就算接下来要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了，中国也未必需要在经常帐上由盈转亏，中国继续顺差也是可实现的。人民币完全可以参考美元当初国际化的做法，以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等的方式达成。此时，特里芬困境在我们人民币身上不明显，反而要担心的是我们巨额外储的贬值问题。
第三步：再往远了看，人民币越国际化，那个难题的升级模式就越来越会在人民币上体现。到那时候，也许我们很爽，人民币成了国际货币，但我们也变成要承担巨大的责任：跨境结算资金必须要能随意流动，人民币偶尔升值的同时也得经常性地贬贬值。
跨境结算、开放资本账户。然而，就目前而言，谨慎的情绪仍然是占据了上风——中行的“优汇通”事件本身可以成为这一论点的绝妙佐证。对于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来说，呈梯度的逐级进行是最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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