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原副主席：证监会总被埋怨因权力太多

宏观经济新京报[微博] 2016-03-12 02:20

高西庆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新京报记者李飞摄

去年6月至7月间的股市异动、今年1月初的熔断机制等股市大事件，使各界对证券法修改充满期待。日前，*****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表示，证券法修改今年将提上日程。

证券法修改对于证券资本市场能起到多大作用？导致股市异常波动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就这些问题，新京报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

高西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证监会副主席、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等职务。在他看来，证券法对于规范证券市场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一部证券法难以解决所有问题

新京报：各界对于证券法修改充满期待，你觉得修法会给证券市场带来多大改变？

高西庆：在整个法律框架中，证券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整个民事行为是一个民法的范畴，民法范畴里分出民商法，商法里面又分出来公司法，公司法里再具体分出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中公开发行证券的，才是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因此，证券法对于规范证券市场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新京报：哪些重要问题是证券法这一部法律难以解决的？

高西庆：比如怎样厘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就证券法而言，其本身的很多规定都是技术层面的，不应该指望证券法能够把政府和市场的全部关系都表达出来，这不是证券法的任务。

那么规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任务落在了哪里？落在了《宪法》里，党的决议中。从十八大公报，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决议，说得很清楚。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证券市场要搞好，首先就是落实这个规定。

新京报：厘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问题在证券市场表现得突出吗？

高西庆：表面看来，证券市场似乎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可是我觉得，证券市场不算是最差的，因为存在的问题基本都显现出来了，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比如，一些干预会对指数的波动有影响，可是这些干预并不能决定指数是多少，这是做不到的。

证监会总被埋怨是因为权力太多

新京报：20年前你就提出过推行注册制，去年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关于注册制的授权决定，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没有提及注册制，对此你怎么看？

高西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行注册制，当年的老同事就打电话问我，你是不是很高兴？我说，第一我很高兴，第二我觉得没有那么快。因为注册制不是撤掉（证监会）发行部这么简单，而是整个公共治理的问题，在整体公共治理的一些矛盾没有解决之前，不能指望它在证券市场上单兵独进。

新京报：亟待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高西庆：问题的关键是由市场来做市场的事，政府来做政府应该做的事，让市场来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最基础的原则。前几天，有人问我，为什么证监会总被埋怨？我说是因为证监会的权力太多。其实官员们都很辛苦，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周末还经常加班，经常开会，结果呢？仍然按下葫芦浮起瓢，为什么？因为管的事太多了。这是我们整个政府治理的机制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证监会自己想要把权力抓在手里。

新京报：那么哪些是证监会该管的？哪些是不该管的？

高西庆：监管者的职能是非常有限的。20多年前在证监会工作时，我就说过，证监会相当于警察，只管秩序。所以，证监会应该加大力度查处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另一方面，可以由市场来做的事，审批也罢，市场每天的涨落也好，应该后退一步，不要管这些事。这样政府资源就可以更多地放在监管市场上。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说，证监会不应该对指数涨跌负责。那么救市呢？

高西庆：我在证监会工作的时候，证监会曾经几次公开表态，不以股市高低来决定我们的业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求，政府不要因为股市的一时波动，就发言、表态、干预，使股民错觉，对指数的涨跌、跌到了哪里，政府是有底线的。当然，如果出现了金融危机这样的大问题，政府进行干预，国际上也是有先例的。

调查股市异动可由独立第三方负责

新京报：有关方面表示，证券法修改要吸取股市异动的经验教训。你觉得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高西庆：我刚才说了，第一位的就是政府明确你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在市场中该做什么。第二位的就是厘清监管部门的责任，监管部门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在资源分配方面权力太大；另一个是在打击内幕交易等方面权力太小。证监会如果把主要力量放在监管上，我相信用不了两年，在中国证券市场敢做坏事的人就会大大减少。

新京报：你觉得，引发去年6月至7月股市异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高西庆：我其实已经公开呼吁过几次了，希望能有中立的来自第三方的研究报告。可到今天为止，大家都是用推理的方式、用直观的方式，总结出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场外融资、杠杆等等，一些机构也作出了一些研究报告。但这些报告一般都是几家证券公司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写的，没有一家能够拿到整个数据，因为数据没有公开。拿不到数据怎么去研究？只能隔靴搔痒。

从1987年开始，我研究过很多国家的股灾，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首先要搞清楚，股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他们会选择谁来调查呢？首先会排除有利益关系的人员，不能让调查人员先想办法择清楚自己，所以不会选择监管部门；再有，不能让直接参与者参加，所以不会选择某个券商公司。因此，调查人员会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等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组成。

新京报：那你认为在我国，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

高西庆：我建议，我们可不可以由全国人大或者其他部门牵头，成立一个调查组，授予其获取全部数据的权力，限期查明股市异动这类事件的原因，比如认为是场外配资造成的，那么就要调查场外融资怎么形成的，钱从哪来的，怎么进入股市的。

熔断机制没问题是具体设计有问题

新京报：今年一开年，熔断机制实行一周就被叫停，原因是什么？

高西庆：熔断机制是美国1987年股灾之后推出来的，当出现大的波动之后，把所有的电脑停了，故意把速度降慢，停一分钟，停三分钟，停十分钟。而我们第一停得很多，第二国外的熔断点一般定在20%、30%，我们定在了5%。这些都是技术问题。

新京报：也就是说，熔断机制本身没有问题，而是我们的具体设计有问题。

高西庆：是的，我们不希望有黑天鹅事件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这类事件仍难以避免，所以就有了熔断机制。熔断机制是为了预防黑天鹅事件这样的偶发事件，所以熔断点不能太低。对一般性的波动，不能动用熔断机制应对。

新京报：一些股民很愤怒，认为朝令夕改。

高西庆：朝令夕改当然不好，不过，公平地说，证监会马上决定停止，这总比继续执行错误的决定要好。马上停止错误的决定，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新京报：有人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股民不成熟，你认可吗？

高西庆：我特别反对这个说法，什么叫股民不成熟，股民成熟与否是和你这个市场本身发育有关的。我考察过很多国家的股市，平均来讲，中国老百姓的炒股能力，计算的能力、花的时间，在全世界我觉得都可以排进前十名。到了外国去炒股，中国人炒得好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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