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墙内外与世界大局
2018年04月13日 10:32 来源于 财新网
主要媒体和社会进一步撕裂和两极化
从“俄罗斯门”的调查，到家族生意的利益冲突，再到特朗普的“桃色新闻”（一个横跨地产和媒体两界的美国大老板没有“风花雪月”倒是会很“另类”。但是，他并没有在白宫内与实习生鬼混，更何况黄袍加身之后已经完全收敛），及其他关于反恐、移民、枪支管控、种族冲突、恶性犯罪行为、经济与社会政策等各种立场与言论，无不引发“好得很”对“糟得很”之争，泾渭分明，尖锐对抗。这是自1960年代民权和反越战运动以来，美国社会的一次最大、最深刻的分化与撕裂。这种尖锐化、极端化的社会和政治对立与对抗是特朗普的各种内外政策进一步走向极端化的必要条件。当然，对其国内政策限制的是制度和选票，对其对外政策的制约则是国际互动。
三权分立体制下政治运作加深政争复杂性
司法独立之下两党争斗的另一个侧面是特朗普无法控制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的运作，特别是对他本人和核心班子成员的各种调查和起诉。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特朗普本人在“通俄门”“干预司法”“利益冲突”“税务问题”等调查中违法的具体过硬证据。但是，特别检察官穆勒及其团队还在扩大、加深其调查范围，并且开始起诉和法办特朗普的一些重要顾问和助手。他们能否“扛得住”，不做“污点证人”尚在未定之天。
特朗普也许可以撤换司法部长、副部长和特别检察官，以图终止，或至少缓和针对他本人及其团队的各种调查。但是，他的共和党大佬同事们早就警告过他20多年前“妨碍司法”的前车之鉴：尼克松就是在“水门事件”中撤换了调查自己的独立检察官而被迫下台的：总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特朗普面临的政治、司法和宪政危机远远没有结束，反而向“纵深”发展。
扭曲的经济政治组合
一年多来，特朗普以减税加巨额财政赤字的预算为核心的经济政策明显地刺激了资本市场和整体经济。虽然大幅度减税对企业带来巨额“额外”收入，许多企业并没有加大投资，而是回购股票。然而，减税的直接效果是刺激消费和资本市场的投资。美国出现了近几十年来罕见的较高速的经济与就业增长。在这样“利好”的经济局势下，总统和执政党本来应该获得选民的更加广泛的支持，社会矛盾应该得到缓和与缓解，选民的政治取向更应该为“油盐柴米”所影响。但是，美国目前的社会与政治局势却恰恰相反。此外，各类投资者十分担心潜在的巨额财政赤字，公司债务杠杆过高，总统的内外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高度不确定性。包括估值极高的股市在内的资本市场的风险心理变得相当脆弱，以致一些投资者和银行家们开始调侃“特朗普指数”。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扭曲的经济政治组合：经济增长强劲，总统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上升（当然是在原来的“特粉“的圈子内），但市场风险却高居不下；社会矛盾却进一步尖锐化、极端化；“盛世”之下，共和党却可能输掉中期选举（以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为标志），而本来已经极为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因特朗普而变得更加动荡与危险。
这些高度复杂化、尖锐化和两极化的社会，政治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牵制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毕竟所有执政者或政客的最重要决策考量是地位和权力。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精明、多变的商人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招数”变得更具不确定性和冒险性应该是可预期的。
但是，外交毕竟是国家之间的“互动”。自说自话自编自导自演的“独角戏”难以叫座。笔者说过，我们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动荡和危险的时代。其原因在于旧的两极和“大三角”的国际体系已经解体，而新的多级国际体系还在逐步定型。维持一个多极国际体系稳定的复杂性和成本远高于维持一个两极或三极国际体系。其原因无非在于各极之间力量消长与平衡的变数更大，更复杂，更具不确定性。
当然，我们也看到目前的历史性剧变中一些极为重要的文化/文明、宗教、种族因素。在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国际压力下，这些因素是导致国际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泛滥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定义含混不清的“民粹主义”不过是这些现象的扭曲和不完整的反映而已。
本周初，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民主党人）以二战前的复杂局势和德国最终点燃战火为例，警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提防特朗普的冒险性。今天的美国当然不是1930年代的德国。但是，在这个动荡并且高度危险的时代，处于国内政治高压之下，性格多变、不谙国际事务的美国总统已经并将继续以自己特定的风格给整个世界局势增加更多的甚至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