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ST中川沉沦之旅
BUSINESS.SOHU.COM 2004年6月27日16:34 [ 朱昆锋 ]?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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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深Ａ股行列，ＳＴ中川以不足3元的股价成为毫无争议的超级低价股。
几年来，来自公司内外负面消息的频繁冲击，使得这家一度被各方寄予厚望的上市公司遍体鳞伤。
“公司所有应该披露的信息都已经对外公告了，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对股价或公司的重组前景作出任何预测。”6月23日，ＳＴ中川证券办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显得相当谨慎和低调。而实际上，已有迹象显示，随着今年4月份公司现任第一大股东深圳通富达所持公司股权因为一起担保事项被全部冻结，ＳＴ中川再次走到了股权重构的边缘。
只是引人关注的是，在深圳通富达介入之后，几年重组不进反退的背景之下，留下的残局最终要由谁来收场。
高层“换班”
在此之前的6月19日，ＳＴ中川发布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表明，具有公司现任第一大股东深圳通富达背景的4名董事及3名监事悉数离职，与此同时，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了对董事会议案的表决，代表四川国资方面的管理人员杨乃忠等5位新成员进入董事会，雷洪等3位新成员进入监事会，两名新的独立董事也随之登场亮相。
接任ＳＴ中川要职的几位高管，几乎清一色来自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其中半数以上均是四川国资管理公司的副总经理级人物。“公司管理层的彻底‘换班’至少给人一种感觉，四川国资方面可能要利用这次机会重新收拾ＳＴ中川的局面。”一位证券人士这样表达他的看法。
事件发展至此，持有ＳＴ中川51．12％股权比例的深圳通富达在新的公司管理团队中全部出局，从而出现了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极为罕见的局面——大股东所持股权的份额与管理权的归属完全脱离，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却是缘于第一大股东主动提交给董事会的两份董、监事罢免提案。
公开资料表明，在今年6月1日，深圳通富达曾向ＳＴ中川递交了关于部分董事和监事调整的提案，根据这两份提案的提议，包括丛钢、安国胜等在内的ＳＴ中川昔日高层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同时提议林海、张蛟、朱永涛不再担任监事。这些提议在6月18日的公司股东大会上全票通过。
在这一决定的背后，显然有太多不为人知的难言之隐。
对于上述鲜见的局面以及公司大股东的股权问题下一步有可能作何变动？前述ＳＴ中川证券办人士对记者表示，涉及公司股权未来调整的事，只能由公司现在的大股东来作决定；对于公司股权会不会有变动以及假设变动后公司重组的方向，公司证券办只能等待公司董事会的通知，“应该对外披露的信息从董事会传达到我们部门，往往都会有些延迟。”
回顾几年前，因具有“四通背景”的深圳通富达的介入，ＳＴ中川的前景一度倍受各方关注和推崇。但在经历了几年的腾挪和起伏之后，这家因为四通的名号而曾经被外界看好的公司，最终变得前景颇难预测。
此番通富达背景的高管全部离开董事会，各方的低调无疑给ＳＴ中川的未来去向留足了悬念。“我们只能说这是一次不成功的资本运作。”四川国资管理部门一位人士在电话中这样告诉记者。除此之外，他同样以“不清楚”为由，不愿对ＳＴ中川未来可能的走向多作任何评价。
尴尬重组
在深圳通富达介入之前，ＳＴ中川主营包括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1996年，公司净利润突然由上一年度4291万元的盈利跌落为亏损8318万元。按照公司披露的说法，此次波折主要是对外工程承包所引发，公司签约的乌干达欧文电站ＯＦＥ－1土建扩建工程，因标价过低，合同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周转资金不足，导致被终止雇佣关系。
所幸这只是单个项目引发的偶发性风险，ＳＴ中川于1997年即重新取得盈利3660万元。
现在回头来看，ＳＴ中川几年来的重组之路不幸构成了这家上市公司的进一步沉沦之旅。实际上在深圳通富达介入几年之后，ＳＴ中川的主营业务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而有关深圳通富达对ＳＴ中川的重组“财技”，最初的一段往事总会被人不断提起。
1998年11月2日，深圳通富达与四川国资管理公司在一天之内签下了三个协议。
按照协议约定，深圳通富达出资1．41亿元购买四川国资公司所持ＳＴ中川（时称中川国际）5600万股国家股（后每10股送3转赠2股，变为今天的8400万股）。四川国资公司在ＳＴ中川的持股比例也自此由65．7％减为14．61％，深圳通富达与四川国资管理公司分别以51．12％和14％的持股比例分列第一、二大股东一直至今。
但上述1．41亿元的股权转让款并没有真正转到四川国资管理公司手中。按照协议，四川国资公司再拿这笔钱购买ＳＴ中川等额面值的不良资产。而ＳＴ中川则用1．41亿元的资产转让款加上0．25亿元的自有资金，用于收购深圳通富达的全资子公司——河南四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97％的股份。
上述转让全部完成后，事实上相当于深圳通富达在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时不仅没有拿出一分钱的真金白银，而且还使得自身的资产得以顺利出售并因此变现1．66亿元。
业界一直认为，深圳通富达的介入之所以一度让人们对ＳＴ中川的重组前景寄予厚望，与“四通”当时的响亮名号不无关系。
已经公开的资料表明，深圳通富达最初是由深圳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及深圳凯臣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投资公司。而深圳四通最初则为四通集团和另一家公司汇龙科技各出1500万元注册成立。
尽管深圳通富达最初推进ＳＴ中川的重组之时，有关“四通”重组ＳＴ中川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但是真正到了ＳＴ中川面临退市风险的生死存亡之时，人们却又很难找到在ＳＴ中川沉沦的背后，两家公司在资本路径中值得引人瞩目的关联。
迷茫未来
自1998年深圳通富达从四川国资管理公司手中接任ＳＴ中川第一大股东，到今天通富达背景的高管悉数离开董事会、四川国资方面第二次全面接管ＳＴ中川，时间过去了将近6年。6年的时间似乎让ＳＴ中川的重组又回到出发的原点，却难以轻松改写公司前后对比的面目全非。
深圳通富达介入ＳＴ中川的重组之后，公司业绩一度向好，但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却难以摆脱资本运作的痕迹。
1998年中期和1999年中期，公司每股收益分别只有0．003元和0．015元，但全年每股收益却分别达到0．11元和0．18元。实际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不难发现公司两次在年报中上演了起死回生之术。
2002年间，深圳通富达一度推出ＳＴ中川的增发计划，似乎希望通过增发募资挽救重组颓势。按照ＳＴ中川披露的信息，公司当时打算以增发所募资金对河南四通电力增资1．8亿元，用于建设新的项目。现在看来，当初的增发不成也许并非坏事，至少对投资者来说，又少了一次跌入投资陷阱的可能。
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背景是，时任ＳＴ中川副董事长、河南四通电力董事长的赵国珍在参与上市公司管理的同时，似乎更希望为个人关联公司的发展谋求打算。
2001年8月，赵国珍成为ＳＴ中川的副董事长。之后，赵国珍通过当时仍由其担任董事长的河南四通电力为其个人关联公司提供担保近1亿元、提供借款2亿多元。由此可见，事实上河南四通本身并不缺钱，只是这些钱已被赵侵吞。
不仅如此，ＳＴ中川经过此前6年的“重组”，财务状况已明显恶化，诉讼纠纷也开始零星见诸公告，公司净资产更是成为负数。作为公司主要资产构成的河南四通电力，在公司2003年年报中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计提准备。
尽管关于ＳＴ中川的下一步发展尚难定论，但引人注意的是今年4月初ＳＴ中川发布的一则公告。根据这则公告，深圳通富达所持ＳＴ中川的全部法人股，因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提起的诉前保全申请已于今年4月2日被司法冻结。
ＳＴ中川的未来走向，显然与这部分股权的最终去向有着极强的关联。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此次股权冻结缘于2002年7月5日，深圳通富达当时曾将其所持ＳＴ中川法人股8400万股全部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为深圳四通投资向该行借款提供质押。
由于ＳＴ中川在历次公告中均未对深圳四通投资的借款金额作出披露，使得通富达此番被冻结的股权将作如何处置又增添了几分悬念。
而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代表通富达的ＳＴ中川高管人员的全部离任，已经为ＳＴ中川下一步的变局蓄足了势。只是，在经历此番周折之后，ＳＴ中川还能回到6年以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