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铁哥们，在车上给人指路，总是把手指到右边，嘴里喊着“左拐，左拐，我说你左拐啊”！于是，我只好打开紧急灯，两边一起闪，告诉身边的车子，我前后左右哪里都拐，大家给我看着点！后来他去了宝马中国，因为据说他和他的客户特别有共同语言，有磁性。让我悲叹天道无良，人间黑暗。为什么路上跑的朵朵鲜花里，坐着的都是一坨坨牛屎。
现在，中国也在大踏步的向左拐了。许小年说，我们现在大步往回走 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真应了一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向左拐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最右的国家，我们的眼里只有钱。为了钱，我们糟蹋了我们的土地，耗尽了我们的资源，榨干了劳动人民的身体。可以说，现在的世界，欧洲国家，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踏步地跨进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美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则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裸奔。往左发展其实是靠回中间路线得很好机遇。
可是，往左拐是为了什么？我们怎么往左拐？如果拐得名不正，言不顺，一路拐到悬崖上，连个回头路都没有。
一个国家的发展，关键在于壮大其健康的中产阶级队伍。中产阶级不但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而且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富人总有办法通过各种渠道转帐来隐瞒收入，政府很难从富人的手里收足该收的税。而低收入阶层都是政府补贴的对象，所以也没有办法从那里收上钱来。中产阶级工作固定，收入稳定透明，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中产阶级不但为社会创造最多的财富，消费最多经济体中生产的产品。而且，他们往往也是新产品，新科技的早期采纳者，创造了新需求，带动了社会的发展。
然而，我们国家的发展，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发展中产阶级，扩大中产阶级阵营。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压榨农民，让农民的劳动价值严重低估，来维持城市的供应和社会的稳定。在８０年代以后，政府拼命压榨国营企业员工来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那时最流行的单词是体脑倒挂，研究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好不容易在96年把通胀压下来后，中国的中产阶级开始渐渐壮大。又用教改，医改和房改，把新生中产阶级的收入全部榨光。
秦晖在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什么奇低中说，在80年代，中国的居民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一直在５０％，然而，在最近的十年里，中国的居民消费从４６％下降到去年不可思议的３６％水平。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让绝大多数人都富起来。我们一直做的只是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做什么呢，就没有了。９０年代，我们从农村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放到城市里来。然而，我们却没有把他们纳入中产阶级阵营，相反，开始以盲流为称呼，后来以农民工为称呼，让他们一辈子游移在边缘地带，成为整个社会新的压榨对象。我们的社会是一个Ｍ型社会，有很多的富人，有很多的穷人，以及很少的中产阶级。整个改革开放，我们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用不断地扩大出口来转移问题，拖延问题的解决。
以高于本国消费能力一倍的数量出口，犹如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我们把亮晶晶的产品交给了别人，换来了一堆花花绿绿的纸。给自己留下了一个环境灾难，掏空的矿山，和无法解决的社会保障问题。印度一朝宣布停止铁矿石出口，全世界的商人欢呼雀跃，船公司加价，矿业公司涨价，因为中国５０％的铁矿石要从国外进口。
现在我们向左转了，应该是件大好事！
我们应该去仇富！富人对社会创造的价值很少，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占有了社会上大多数的财富。所有的国家，都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富人的财富找出来，加以课税，把这部分财富补贴到穷人身上。什么遗产税，资产转移税，股息税，资本收益税，等等等等。最终的目的，都是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减轻中产阶级的负担。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我们媚富，伴富，斗富。全中国，那里都有皇宫，到处都是帝景。因为中国的富人消费，全球红酒价格在一个月内涨了２５％，因为来自中国的订单是２０００年的３９倍。３００块钱一瓶的蓝带１８４４，在美国不过是嬉皮士喝的量大管饱的啤酒。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保护富人？因为富起来的都是权贵阶层，文强在调查中被查出有３９套房子，被抓的浦东新区副区长在一个小区就占了２０多套房子。没有抓出来的有多少？全世界哪里都有房产税，中国从2003年讨论到现在，搞不出这么个东西。因为权贵们每人有很多房子，收起税来就要了他们的命，大家都知道他们有多少资产了。
结果，我们选择了仇资！
民营企业，或者说以前的私营企业，本来就是国家经济中不明不白的龟孙子，承受着各种各样的费用，罚款和其他的苛捐杂税。现在轰轰烈烈的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用低廉的借贷成本和权力优势，把民营企业推到墙角上。然而，用国有企业取代民营企业，却不是百姓之福。在国有企业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小岗位上，都有腐败。在国有经济取代民营经济以后，国有企业可以把内部的腐败成本转嫁给最终消费者，由最终消费者为腐败买单。在世界500强上的22家中国国有企业，没有一家走得出国门。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趴在国家的肩膀上吃老百姓吃大的，没有一个和别人真刀实枪的拼过核心竞争力。
向左转的道路上，不但有国进民退，更有计划经济的死灰复燃。许小年说得好，
计划经济不需要两个部门，发改委管规划、管价格、管投资审批，不就是过去的国家计委吗？国资委管企业，不就是过去的国家经委吗？计委、经委都解散了，怎么换了个名字，又回来了？这不是走回头路又是什么呢？
经济结构是靠市场调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从来就没调整好结构。结构调整通过市场的择优汰劣完成，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业应该发展，哪些行业不该发展，哪些企业有竞争力，哪些没有？即使知道，它会扶持优秀的民间企业吗？它只会扶持国家队、“共和国长子”(国资委领导语)，也就是央企，因为央企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
很少有人认识到三个代表的历史意义。在过去，我们一直号称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兄弟，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代表过他们。他们都是被牺牲的。只是每年的人大都会有一些点缀，不会做什么事情，招安一下而已。三个代表是第一次我们想去努力寻找自己所代表的对象，我们选择代表资产阶级，走在最右的路线上。现在的往回走，却不是走回到代表中产阶级的路线上来。相反，它已经不再努力去代表任何阶层，开始只代表权力，就是它自己。它所作的一切努力，就是在维护它自己的存在。李荣融想不通，为什么他把央企搞好了，反而招人骂呢？因为国资委开发的经济适用房，结果80%卖给了国资委内部人员，这就是理由。深圳在市中心地带开发的经济适用房，结果全部卖给了市府公务员。现在权贵阶层非常白目地与人民争利，才是央企的原罪。
许小年说，“近些年，改革停顿，甚至出现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和巩固政府部门的利益，原因在哪里呢？我们陷入了改革的两难困境——改革需要政府来推动，而改革又要触动政府的利益。”
在美国这种垄断到处都是的国家，通过反垄断法，把那些垄断企业拉回到了公益的道路上来。BP在墨西哥湾深海里漏油，就要赔出200亿美金。然而，中石油在黄海也漏了万吨石油，渔民却得不到一丝赔偿。这样的向左转，转到权本位的路线上，什么样的社会阶层，不论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无产阶级，中产阶级，都成为了权力本身夺利的对象。从中央到地方，那些受到权力加持的企业，狐假虎威,为虎作伥，和权力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一个强拆，三个*****，居然在场的两百多个公务员没有一个上去制止，袖手旁观看着这几个人烧，这是什么样的丧尽天良！
资本是经济的血液。资本没有动力，整个经济就会停滞。过去欣欣向荣的私营经济，现在有多少民企老板把工厂卖掉，专门炒房。因为买房不上税，也不要国家审批。过去，我们习惯于新闻报章锣鼓喧天的本市今年吸引外资多少多少，中国今年外国直接投资多少多少亿美元。后来我们突然就谈起幸福指数了，就没有人去谈外资的事情了。有没有人想知道最新的外资流入是多少呢？根据花旗研究部２０１０年９月的报告，外资在流出大中华区，每周４千６００万流出中国大陆，４千５００万流出香港，１亿１千万流出台湾。这个数目不是一个大数，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连个零头都不到。但是从外资的大量流入，到现在渐渐流出，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投资环境在下降。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人遗憾两件事。第一件，三十年了，我们居然还是挑不出十一个队员把足球踢出亚洲。第二件，我们没有建立起以法治为准绳的公司治理制度。国家一声令下，关停并转，所有圈子里面的羊就成了靠山硬的狼的食物。为什么要关，为什么要停？可不可以把制度建立起来，让大家公平竞争，让落后的自然淘汰？
市长看到唐家岭不好看，成为蜗居的集中地，拍个脑门，拆！要让低附加值的企业移出祖国首都！殊不知，那些企业真正代表了中国企业目前真实的创利能力，给那些企业工作的员工，真正体现中国企业能够承当的劳动力成本。强拆后建起的一片片富丽堂皇的空置房，只会更加增加劳动力成本和企业营运成本，把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扼杀于无形。赶走这些“低附加值”产业，就是剔除了中国经济中的最后动力，把中国彻底送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上。
这样编出来的国家队，共和国长子，只会雁过拔毛，坐地分赃，依然冲不出亚洲，走不向世界。
不知道为什么往左转，应该怎么转的到处乱转，只是增加一些经济乱象。这样搞出来的中国模式，能够创造GDP世界第二，却改不了它赤裸裸地与民争利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