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两个缺点却是致命的。

  
国人的优点很多，勤劳、勇敢、善良……如果你有空，这个单子可以一直列下去。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有些缺点，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是人都有缺点。但是，以下两个缺点却是致命的。
 第一大缺点：不认真
 我看了上海《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愣是吓得我半年不敢坐飞机。
 这篇题为《英雄虎胆震长空——“飞豹”战机惊心动魄试飞故事》热情讴歌了我国试飞员为了试验我国的新型飞机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文章中说，“……当高度降至1 540米时，只听‘嘭’的一声巨响，前座舱盖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强大的气流将他(试飞员谭守才)压在座椅靠背上动弹不得，气流的呼啸声震耳欲聋，谭守才既看不到前方的空域，也听不到耳机里地面指挥员的声音，而且，由于座舱盖飞掉，使弹射跳伞系统失去了保险，谭守才随时都有被弹离飞机的危险。这种故障在飞行中是很少见的。死神正一步步地向两人进逼！”
 “……事后查明，工厂的工人在安装座舱盖时将活门螺钉装反了。”
 看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说这样的飞机工人兄弟们都敢把螺丝装反，那么普通的民航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应该感到意外。
 对于飞行安全，我绝对是一个外行，但是我却敢断言，就中国的情况，飞行事故主要是人为因素。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中国民航的致命事故，国际航线至今只有半次，其余的都发生在国内航线。
 有人说，国际航班飞机大，国内航班飞机小；国际航班飞机新，国内航班飞机旧；国际航班机长老，国内航班机长嫩。我说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国际航班所有的人都比较认真；国内航班嘛，反正都是中国人，能马虎一点就马虎一点。
 我要声明一下，我这番话不是只针对中国民航的。不过我仍欢迎民航总局的权威出来告诉我错了，那样的话，我非常高兴地向他们和全体读者道歉。
 在中国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日本人是当年到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方的那2 000个中国童男童女的后代。日本文化脱胎于中国文化这个我信，要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后裔我不信。原因很简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此不认真的中国人怎么一跑到一个小岛上就变得如此认真起来了呢？
 我单独和日本人一起吃过饭、上过课、游过欧洲。我承认，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有一种对日本人的本能的不喜欢。但另一方面，我也承认，我对日本这个民族始终保有一种敬意。
 我念大学的时候为了学英语买过好几个国产的小型录音机随身听，每个用一两个月都出现同一个毛病：电机转速下降。如此这般之后，我都把自己变成一个修理工了。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后来我下决心买了一个日本的Walkman，第一个月我就不小心把它的外壳压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观越来越不像样子，直至最后外壳完全散了架。我记不清我扔掉它的时候已经使用了十年还是八年，我唯一记得清楚的是那时它仍在正常地工作。
 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博士到欧洲开一个学术会议，利用这个机会到意大利旅游。在旅行途中，他的护照和钱被意大利的小偷偷去了。他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日本总领事馆。今天星期天不上班，工作人员不在这里住。我在日本总领事馆前面的台阶上坐了许久。我希望能碰上一位偶然来办公室转转的工作人员。日本人一般办事很认真，只要抓着一位，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
 自己同胞的总结，我们恐怕没有理由不相信。
 认真的另一层含义是执著，通俗地说就是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电影《秋菊打官司》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至今还流行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农村妇女秋菊身上那种执著的品质感动了观众，而这种感染的基础正是今天的中国人中间很少能找到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傻瓜”。
 众所周知，在对二战的反思上，德国人要比日本人好得多，这当然首先与德国这个民族与日本人的不同有关，但是也与被害国的不同反应紧密联系在一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过是中国人在失败时一句保留面子的套话，然而，以色列人却真正做到了。
 2005年年初，享年77岁的以色列特工彼得·马尔欣因感染并发症在美国纽约去世。在以色列彼得是一个传奇人物，两度荣获以色列最高荣誉“总理奖章”，而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是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生擒归案。
 1957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的一份情报发现了阿道夫·艾希曼的藏匿之处。当年的纳粹头目改名换姓藏匿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摩萨德立即派出包括彼得在内的6名特工组成的精英突击队前往阿根廷。
 经过长达4年的跟踪，突击队完全掌握了阿道夫·艾希曼的生活规律，1960年5月11日的夜里，彼得在阿道夫家附近的大街上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说：“劳驾，先生。”旋即迅速将其制服，随行的特工们把他塞进停靠在路边的车里。以色列政府随后专门派遣一名外交官“出访”阿根廷。以该外交官的航班为掩护，给阿道夫服用药物后，把他伪装成一名醉酒的空中服务员，才最终得以将他秘密转移到以色列。
 事后，以色列政府承认，他们这种“乔装打扮”的做法是冒了和阿根廷掀起一场外交风波的风险的。然而，这样的外交风险以色列政府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而这也不过是以色列庞大的“千里追纳粹”计划的一个案例而已。
 1962年，以色列人终于如愿以偿地将阿道夫·艾希曼以反人类罪送上以色列人自己的绞架。
 一个美国人告诫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赢得别人的喜爱，你就朝他微笑；你要想赢得别人的尊敬，你就要朝他的鼻子猛击一拳。
 我们派出过多少人缉拿日本战犯？
 第二大缺点：太聪明
 从法国回来，总要给太太、小姐们带点法国的洗化用品。我走进一家商店，挑了几样，才发现隔“行”真是如隔山。我便把我挑好的瓶瓶罐罐交给店员，告诉她我得先回去打个电话回国“请示”一下，明天再来做最后的决定。那位漂亮的法国小姐一口同意了，然后把我的东西放在柜台下面。
 第二天，我又来到这家商店。昨天挑好的东西全部要，而且再加了几样。我拿着新挑选的东西来到柜台准备付钱。
 柜台只有一位小姐在收银，队伍排了很长。见我过来，昨天接待过我的那位小姐便打开了另外一个收银机。一位当地的女顾客见状便第一个排了上去，我排在她的后面。就在这时，那位店员对我前面的这位顾客说，请您排到那边去。这样看来，这位店员是专门来处理我这个特例的。问题是，那位顾客根本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可是她一言不发，乖乖的排到那条漫长的队伍里的最后面。
 法国人怎么这么笨，连为什么也不问一问？
 实际上，中国人出国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老外都很笨。比如，在美国，信用卡　的申请和注销都是免费的，但是更换磨损的卡要缴5美元的手续费。中国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碰上更换卡片时，总是先销户再开户，于是节省了更换卡片的5美元。如此简单的省钱招数，美国人却不知道使用。还有，美国的商店实行无理由退货，参加晚会没有衣服的美国人也不知道到商店里买一件，完了以后再拿去退掉。
 德国人更笨。在德国慕尼地区黑森林的一个墓碑上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二战期间的一个冬天，几个德国人为了躲避战争来到森林边。天气寒冷，他们需要生火取暖，自然而然，这几个德国人来到森林准备砍一些树生火。就在他们准备动手时发现森林边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没有当地州政府的许可，任何人也不得砍伐森林里的树。
 看到这个牌子，这几个德国人只得悻悻地回去了。当时因为战争，州政府早就无法正常运转，换一句话说，州政府不存在，也就无法得到许可。这几个德国人只得望树兴叹，由于天气实在太冷，结果他们全部被活活地冻死了。
 要是有一个中国人在那里就好了！中国人就会告诉他们，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哪能被规则弄死？
 “日本人很笨。”无独有偶，一位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抗日老英雄告诉我，“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会根据教科书上说的把子弹退出膛，而我们会留一两颗子弹在枪里。实在不行就开枪。”
 “日本人仍然很笨。”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现在仍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的朋友对我说。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他们公司一位高级中国职员离职，这位员工的月薪是六位数。办离职手续时我的朋友认为应该先收回他的由公司发的笔记本电脑(价格不足两万元)，再发给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日本人不同意，因为公司的规定中这两件事是分开进行的。结果那位中国职员的电脑至今也没有收回。“问题是，这事以前已经发生过多次。日本人之所以不吸取教训，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司的规定没有改，他们就不能随意改变。”
 大量的研究表明，西方人的思维是直线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是弧线型的。西方人还在只想从A到B，中国人已经从A到B，再从B回到了A。
 中国人在西方国家呆的时间长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变笨。一次我在芝加哥登机，乘坐的是那种一排只有三个座位的瘦长机型。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边上是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小伙子。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两个正热闹地聊着，空姐上来了，看看飞机，再看看那位小伙子以及他边上的另外一位乘客然后说，“你们两个谁坐到后面去？”
 那位华人小伙子二话没说起身走了。
 有人说，上面我举的那些外国人的例子不能叫笨。如果那是正常，那么中国人就是太聪明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规则，任何法规你只要想钻它的空子，就一定可以找到空子可钻。中国一直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向来不缺法律、法规、条例、规章、制度，缺的只是执行。
 在中国，上海人　被认为是“精明不聪明”，我要说，太多的中国人都是精明不聪明。想必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要说大智若愚的原因。
 一盘散沙，这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的一种对中国人的描写。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由于脑子运转得快，还没有开始合作，每个中国人都把今后出现的各种可能以及在各种可能情况下自己应该采取的对策想好了。人心齐，泰山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事情怎么做得好？
 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卡尼曼教授和另一位同是以色列的心理学家特维斯基合作二十多年，直到后者患癌症去世合作才告终止。这样的例子中国上哪去找？
 美国有一个反垄断法，其中规定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为了防止垄断，政府会将其强制拆分成几个小公司。中国人可能永远也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因为还没有等政府动手，哥几个早就将它拆了。
 中国人最多能共苦，却不能同甘。
                                                                                          本文节选自张结海《我愤怒》

袁刚：计划生育再搞下去等于民族自杀
2011年01月05日 09:46凤凰网财经
袁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任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中国学者易富贤博士多次给我邮寄资料，呼唤北大教授站出来，提请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断然停止计划生育政策，所论有理有据，怵目惊心。易氏忧国忧民，子规啼血，饱含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悲怆。我看是有必要站出来说上几句，为民族的生存兴旺、国家的持续发展，向执政当局讲几句逆耳诤言。

搞计划生育在世界上虽不乏其例，但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并将其写入宪法者，则唯独中国一家。中国自古至今都是人口第一大国，从秦汉帝国始直到清乾嘉年间多数时间GDP也是世界第一，鸦片战争前人口和GDP均占世界三分之一，后来就每况愈下，人口占世界之比降为四分之一，现在为五分之一。计划生育政策起始于国“富”民穷的上世纪七十年代，1978年后列为基本国策，1980年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胎政策，表面上说是自愿，实际上是粗暴强制。当局声称30年来因计划生肓使中国少生了四亿人，被当作伟大的“政绩”，说成是对世界的大“贡献”。

计划生育该不该搞呢？显然有其必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连饭都吃不饱的局面，是有必要控制人口过渡增长，强制性计划生育亦可谓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独生子女”政策唯独中国才有，但此并非德政，全球找不到第二份，当时就定了30年的期限。因为违反人性的强制计生终不可持久，现在30年大限已过，是应按原案断然停止实施了。

按常识讲，夫妇二人只准生一个，两个变一个，呈几何数递减，30年已减少四个亿，长此以往，150年人就死光，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政策，政府应见好就收。以人口减半的办法实现现代化，还不如不要现代化，现代化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的普遍幸福，可以提倡人民自愿节育，但让人断子绝孙的强制节育，搞30年已是忍辱负重，不能形成路径依赖，将不得已的临时性恶政无限延长。

从现实情况看，沿海工业区招工用工已难以为继，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已亮红灯。且大城市中小学已招生不满，老龄化社会已提前到来。未富先老，诸多社会问题接踵而来，“两害相权”，人力资源的萎缩危害更大，是作出政策调整的时候了。

从人之常情考虑，生儿育女是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生命权最须尊重。我国强制性一胎政策，侵犯了多少人权？农民不生儿子没有劳动力，生活就没出保障，所以非生男孩不肯休，计生委对超生者罚款外还拆屋，其凶残超过石壕吏。“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在农村象赶牲畜、阉鸡一样把妇女集中到医院“结扎”，以致出现误将输尿管当输卵管结扎的事故。对残暴的计生员，有的农民以命相拼。“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计划生育是农民最痛恨的暴政。虽说是“必要的恶”，却是世界少有，遭到世界舆论的广泛遣责，实在不该以此为豪。

可怜的“超生游击队”在夹缝中求生存，过着难以言状的悲惨生活。城市居民因管制严，难生二胎，超生的主要是农民。独生子女们没有兄弟姐妹，成为小公主小皇帝，养成不能吃苦的新一代。又造成严重男女失调，今后有四千万人将找不到老婆成为光棍汉，成为严重社会问题。

边疆少数民族不搞计划生育，有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新疆汉族只准生一个，维吾尔、哈萨克生四五个也不管，如此，则不出50年，*****将不可抑止。要知道，当年清政府能超越汉唐稳固地控制蒙藏，就是因为推崇喇嘛教成功地控制了其人口增长。从历史上看，清朝前期满蒙情势差不多，但清末满洲地区开禁，汉人大规模“闯关东”，使东北汉人占了多数，才使东三省几经曲折仍未丢失，外蒙则因没有汉人而守不住。现在新疆、西藏的人口形势其实已很严峻，不要认为表面文章的“民族区域自治”能起什么好作用，没有人，最终是守不住疆土的！

有人傻愣愣地宣称不出数年中国将把人口第一的帽子交给印度，殊不知印度加上巴基斯坦、孟加拉人口早已大大超过中国，历史上他们本是一国，只是因宗教冲突而分裂。印度也一直操弄宗教希望中国分裂。印度国土比中国小得多，但如今发展势头直逼中国，是中国真正的劲敌。印度的资源比中国还少，其发展依持的就是人力资源。

世界经验表明，越是现代化越生育少。如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迅猛扩张，市民生存压力增加，不出十年中国也将出现欧洲日本韩国台湾等发达起来后的国家和地区那样的低出生率，政府奖励生育也不起作用。对于中华民族来讲，人口形势其实已很严峻，计划生育再搞下去等于民族自杀！易富贤博士说要站在民族救亡的高度看待中国目前面临的人口危机，所论并非危言耸听。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尚未公开，政府将作何种考量？原定30年的时限还算不算数？怕就怕不得已而为之的恶政形成路径依赖，计划生育作为“必要的恶”，即使暂时搞了30年，本也应低调，不值得张扬。但这项恶政却被说成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相适的“原理”而制定，少生四亿人被吹成是对世界的“贡献”，恶政难道值得表彰？值得风光？世界上又有多少人承认其是个“贡献”呢？计划生育虽经“人大”立法，但并非人民自愿，而是普遍的强制，侵犯人权是违宪的。几十年来全国形成了一支如狼似虎的计生官僚队伍，上上下下各级政府计生委、办，直到农村的计生员，其数在百万以上，特别是在基层农村，专靠抓超生罚款维持，国家为此也耗费巨大。这笔钱其实可用于农转非城市化建设，越城市化会越生育少，又何需花纳税人的钱养一批官僚搞强制性计划生育呢？庞大的计生官僚队伍唯独中国才有，是又一个“中国特色”，却并非光荣脸面的事，“必要的恶”不能没完没了，计生官僚也该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