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把国内大批物资送给资本主义的美国换回来一大堆花纸头，让中国百姓日渐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

那就是谁有255万才算万元户了。

美国那么发达富裕，人家却发债借外国人的钱花，而我国这么贫穷却买了美国那么多即将变为废纸的国债，相比之下，谁的理念好？

国加已在无能之人下走向衰败，历史自有公论。

  

如果人人都可以轻松赚到暴利，暴利的背后一定潜伏着某种危机。最近几起民间借贷危机事件的爆发，似乎预示着整个“高利贷”行业的危机将不期而至。
早在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事件，黄鹤一去不复返的背后，可能让数亿元的民间借款血本无归。而这些通过民间途径借给黄鹤的资金，正是年息36%的高利贷。另据媒体报道，因为收贷无门，与江南皮革公司合作的担保公司，其老板也不得不跑路了。
无独有偶，两个月后，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栏目又报道了江苏贫困县泗洪的全民疯狂高利贷事件。由于利息高、来钱快，一时间泗洪街头豪车云集，甚至一些公职人员参与其中。但数月后，借贷大户纷纷失踪，停止付息，高利贷市场随即崩盘，大部分中下层的放贷者，资金打了水漂。
这两起的民间借贷人跑路事件，让地方政府压力不小，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毕竟当地社会参与放贷的人太多，从暴富美梦到血本无归，叫人难以承受。不过，是否还有很多未被媒体关注到的类似情况？现在，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个案让我们感到担忧，全国地下钱庄的繁荣背后，是否也有类似的危机正在酝酿？
美梦下的风险
“全民放贷”风起云涌，而比这更排山倒海的是人心中的波澜。
就在江苏泗洪全民放贷崩盘的惨剧见诸报端之时，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公开表示，至少有220亿元热钱从温州楼市撤离，并可能转战民间信贷市场。
而一份最新的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为1100亿元，而去年同期为800亿元，这意味着过去一年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借贷领域。这个调查还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温州市民的投资意愿选择中，“民间借贷”达24.5%，占据首位，首次超过“房地产投资”。而选择“实业投资”的市民占比下滑至15.3%，同比下降了5.2个百分点，排在第三。相关人士介绍，在此之前，这项调查中历年“实业投资”都排名第一。
温州的民间借贷极其活跃，据了解，当地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综合年利率，上半年就从23%增长到24.47%，而同期温州中小企业利润增幅却下降5到8个百分点。
不过，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与江苏泗洪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媒体报道，江苏泗洪在今年春节后，就已经开始出现月息高达10%的利息，此前，泗洪民间融资市场，利息最高七八分。在暴富梦的蛊惑下，所有人满怀着期望把钱贷出去。至于这笔钱到底作何用处？高息是怎么维持的、又能维持多久？却无人深究。
民间借贷之所以盛行，吸引力当然是超额回报。对那些资金提供者(个人)而言，30%、40%甚至100%的年利息水平，是银行利息的数十倍；而对那些资金需求者(企业)来说，同样也要支付远高于银行的利率。利率如此之高，但供求双方都乐此不疲、交易活跃，这才是真正的“市场化利率”。
高利贷有市场，是因为银行的正规贷款渠道“有价无市”。当企业主、投资者在银行贷款无门时，他们往往都会铤而走险选择高利贷，当然，前提是他们也有足够的利润，和放贷者分享，没人会做不赚钱的买卖。

是谁导演了这场疯狂？
不得不承认，此前几年，确实有像房地产这样的一些投资渠道，可以让这些人获取超额利润。但是，随着地产调控政策的不断深化以及限购令的出现，那些投资地产的投机客变成了笼中之鸟——新的投资不再迅速增值，旧的投资又无法套现。
民间投资和实业利润骤降，但以钱生钱的一夜暴富却就在身边，很多人一年辛苦不及放贷者一月所得，身边的朋友或同行不断加入高利贷行列时，还有多少人能安心做实业？谁还愿背负“炒家”的骂名和风险做投资？
疯狂的回报吸引着资本，这些资本又以更高的回报被人借走，看似永不停息的赚钱盛宴，在地下钱庄老板消失时，才戛然而止、回到现实。
是谁导演了这场疯狂？商人永远是逐利的，我们不能责怪高利贷链条中的放贷者和借贷者，我们要追问的是，如果银行的利率不是负利率，如果人们有更好的投资渠道，如果人们可以从银行的正规渠道方便借款，类似温州、泗洪的全民放贷潮还会发生吗？我们除了要检讨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贪婪，更要检视培植和滋生贪婪之心的土壤。
说到底，前两年数万亿元投资和信贷扩张、及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才是祸源。
过去几年，政府为了救市将大量资本注入低效的部门，换回的却是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飞涨，酿成大错。到现在，只能用紧缩流动性的政策控制通胀和房价之虎，但是，钱从哪里挤出来？当然是银行——让银行大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压缩贷款额度。
银行为了完成紧缩任务，不得不从健康的经济体中抽血，使得真正需要资金的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贷款无门。同时，央行可以抽走银行的贷款额度，但抽不走民间沉淀的财富，老百姓的钱不愿存在银行接受负利率，自然要去找舍得支付更高利息的人。这一切，才致使高利贷供求两旺，有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草率4万亿投资和宽松货币政策是政府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其带来高通胀的恶果；为了弥补这个错误，政府采取了一项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积极收缩资金规模而谨慎加息)，导致了另一个错误(民营实体经济失血、高利贷盛行)。负负可以得正，但错上加错事情却不会变的更好，而最后为这些错误买单的，也许就是那些做着放贷发财梦，最后却讨债无门的小人物们。

  
       李剑芒
前段时间回中国时，朋友们给我介绍了中国政府建筑项目公开招标的一些猫腻。一切的公开招标，都是在招标室进行。看上去很庄严，外面有大屏幕监视。但这一切都是表演。一位朋友管理一个项目，在他作为甲方代表开车前往招标室的路上，一共接了二十几个电话，嘱咐他千万别出差错，让领导的亲戚拿下那个项目。

怎么拿呢？明显的作弊是不太可能的，起码在北京这个地方不可能。但背地里的作弊方式多如牛毛。如业内都知道的“围标”。所谓“围标”就是把那个招标用你自己的人围起来，落到谁的手里都是你的。投标的公司都是没有建筑施工能力，但满足政府资质要求的半皮包公司。它们帮助领导的亲戚们围标。一个项目下来，国家财政拨款必然是某个领导搞来的。谁搞来，谁吃标！这是圈子里的规则。其他人都是为领导服务。敢挑战？滚蛋！

吃多少？我这个朋友说；在北京30%不算多。在地方上，比例可能更高。也就是说，一个项目的政府拨款的30%将直接进入官员的腰包。所以当有人爆料，中国高铁已经查出腐败数额高达2000亿的时候，我说：少了！2000亿大概是整个贪污的1/3。因为高铁国家投资总额大概是2万亿左右，按照30%计算，那应该是6000亿！铁道部的“高铁第一人”张曙光一个人贪污200亿左右一点不稀罕。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发展建筑业非常的感兴趣。不是它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力有多大，而是这个玩意没有小项目，下来最小也是几亿，大的达千亿量级。30%的官员利润额，谁不馋啊！如果把几千亿用于提供公民医疗保险，除了几家药厂可以卖黑药赚黑钱，官员捞的太少了。如果把几千亿用于教育、科研投资，也许各级科技官员能捞点，但政府官员一口吃不上。

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性。它的发展方向不是由理性的策划而形成的，它是政府官员利润最大化的规则来决定的。哪条路子能实现官员阶层利益最大化，中国的经济就自然而然的向那个方向推动。这个力量之巨大，谁也挡不住。中央政府矫正也无非是做做样子而已。砍掉几个项目，停建几个项目，风头一过，又来了！

人的自利性产生的力量，靠行政命令抵抗是徒劳的，它有排山倒海之势！对抗人的自利性只有一种力量可行，那就是敌对方同等的排山倒海之势，只有当这两个排山倒海之势相互对撞，才可能挡住官员的自利性无线蔓延。这就是三权分立，这就是权力制衡。可中国恰恰就没有敌对方，没有权力制衡，大家都是党内高呼“绝不搞”的革命同志。完了，单边的自利性，它排山倒海、战无不胜！

可中国恰恰就没有敌对方，没有权力制衡，大家都是党内高呼“绝不搞”的革命同志。完了，单边的自利性，它排山倒海、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