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就是“死要面子”

昨晚，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访问学者石毓智在武大作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讲座，批判当今的中国教育就是“死要面子”，老师、家长、学校对学生的期许霸占了一切，最佳的代表语就是：“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日学校以我为荣”。（2011年12月22日武汉晚报）应该说，石毓智“死要面子”的论述直接揭示出了中国教育的弊病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个“死要面子”，才让原本是多彩的、湿润的、幸福的、完整的教育走进了功利主义的怪圈，将学校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生产车间，将教师变成了工人，将学生变成了产品甚至是道具。然而对于踉跄而行、饱受诟病的中国教育来说，除了这个“死要面子”以外，“死不要脸”现象更应值得重视而不可小觑。　现象一：为了脸面使劲折腾，结果却丢了脸面该怪谁？。总是害怕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总是担心别人说改革的力度不够大，于是便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折腾中，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形式主义和花样翻新。而在这其间，基层的教育工作在从声名远播的洋思经验到成效卓著的杜郎口模式、从蔡林森的高效课堂到到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从“探究性学习”到“有效教学”、从“特色课堂”到“五分钟课堂”、从“分槽喂养”到小组合作学习等等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学习与借鉴中，陷入了“丢了鞋子找不着路子”的困窘与尴尬。而当我们深入到学校的课堂教学实际去看时，我们却发现，教师其实还是那些教师，学生其实还是那些学生，课堂还是那个课堂；唯一不同的是，教师越来越不象教师，学生越来越不象学生，课堂也越来越不象课堂了……现象二：打着学术的旗号搞诈骗，没钱难道就不是好教师？教育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本无关科研。可某些地方却偏偏出台了诸多的规定，评高级教师或者教授等，是必须要有发表的论文或者成果的。于是在教师胡乱拼凑、抄袭摘录的热闹非凡中，各学术刊物也趁火打劫，规定可以在其刊物上发表文章，但发表人必须出版面费，金额从４００元到几万元不等。无论你的论文写得如何，也不管你的作品是否原创，只要有关系加之有钱，就可以照登不误。而到了职称评审时，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够条件”教师，又遭遇到了“必须得有淘汰”的评审规则，既然谁有关系、谁送礼就让谁过关，谁无人无钱就被刷掉，那么不跑不送岂不成了不明事理的傻蛋了? 现象三：掩人耳目玩“猫腻”，教师为何不如“妓女”？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的教育者，他说“我们没有理由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既不为人师表又不教书育人，实际只是在教育岗位上发自己的财！”。一边是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部门的禁令不断、雷声震天，一边是教师对治理教育乱收费进行公然反抗、“补课”热火朝天，而且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让学生、家长签字证明自己是自愿的；明明是教师组织学生集体预订的教辅资料，到头来学生不得不说是自己在大街或书店里买的。而到学校评价教师时，学生又被打了招呼：“测评的时候给老师打分高点啊！”为了评个班长，家长有时候时要破点血本的，中考或高考时，老师更是“关爱”有佳，不是积极传授作弊的诀窍，就是动用所有关系争取指标；学生好歹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捞得了一个大学生的名分，最终希望却成为了泡沫，苦于工作无着落而不得不浪荡街头......现象四：拿着文件规定当作为，相关部门因何心明眼瞎？关于减负的问题，教育部20多年连续下发了30多个文件依然未能“减”下来，许多教育主管部门对补课与乱收费的现象往往是或一罚了之，或避重就轻，或干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放任自流，甚至就连教育厅门前的学校补课也没有人查没有人问，这难道不是“补课之风仍然强劲、学生负担愈减愈重”的根源所在吗？“国家明令禁止的东西，就绝对不能允许为之。对公然违抗的，就必须予以严厉的惩处，不仅不能使其占到便宜，而且必须使其付出代价这样才能以儆效尤，禁而方止。”可中国的教育管理特色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不告官不究”，如此心明眼瞎的管理特色杜绝“鼠儿在猫须子底下玩把戏”的闹剧与丑闻上演？现象五：校长队伍乱象丛生，领跑教育者啥德行？在这个“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口号喊得是震天动地的时代里，笔者不敢说所有的校长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但放眼中国的基础教育，笔者敢问：有几个校长是具有学者风度、专家水准、大家风范的？有几个校长是真正有品行有学识且一心一意想把教育办好的人？每每校长的任命，有几个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通过请客送礼、现金交易获得校长的宝座的？他们除了会场、酒场、关系场，平常都在忙些什么？他们除了追求个人权力和利益，他们还有更高远的追求吗？更为可笑的是，有些校长把自己看作是学校的权威、权贵的象征，甚至把自己能和学生来一次“共进晚餐”作为对学生天大的恩赐——无怪乎不少教师已经沦陷了师德，甚至出现了拉关系、搞斗争的龌龊；无怪乎现今学生“拼爹”成风、以“官”为荣，教育事业由这些“死不要脸”的人来“统领”，岂能不蝇营狗苟、污浊不堪？现象六：错把学生当道具，中国人的“奴性”咋炼成？应付上级领导的卫生大检查，学校赶紧发动全校师生大扫除；为迎接某一级重点中学验收，要求学生捐出几本书给学校图书馆以充数；为对付减负工作领导小组的督查，教务处立马将六天的日课表改成五天的，并责令班主任要求学生用统一的口径回答督查组的提问；再就是为取悦台上领导，教学生三番五次练习鼓掌，哪怕学生一百个不情愿，哪怕手掌鼓得又红又疼也在所不惜。如此这般下来，奴性因子岂能不深深植根于学生年幼的心中，岂能不从小就练就一身曲己阿人、奉承拍马的本领？按照鲁迅先生的逻辑，这种做戏又与俄国的“虚无党”大不同，人家的是“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这样的教育与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真人教育观相距何啻霄壤！
一方面是“死要面子”的虚华与浮躁，一方面是“死不要脸”的无畏和无耻。这样的教育，哪里还有灵魂和真谛？又如何能够撑起中国明天和未来？
李吉明2011年12月22日于河南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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