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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环球时报:“抗议之年”,思想不能输给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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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1-12-27   

环球时报:“抗议之年”,思想不能输给口号


 《时代周刊》将“抗议者”评为2011年年度人物,并非毫无道理。“抗议”确实在今年从阿拉伯世界到西方都制造了震动,它的波及面如此之广,前所未有。
  当大批抗议者走上街头的时候,意味着这个国家解决问题的合法管道至少部分堵塞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告诉我们,所有国家社会治理管道的畅通度都不是100%。在西方,抗议成了社会的出气阀,主流社会对抗议很宽容,同时也很蔑视。而在中东和北非,大规模抗议却看上去集聚了改朝换代的力量。
  埃及那些国家真的是被“街头抗议”推倒的吗?
  也是也不是。埃及等中东国家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不是抗议制造的,但抗议把它们尖锐地摆在政权和人民面前。一个物质根基不足且毫无回旋余地的社会,做出了推倒重来的仓促决定。大规模抗议像是对这个决定十分混乱的投票过程。
  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挽救不了的。中东有的国家眼看着*****活动从很小的规模开始,一步步演变成全国抗议。原本强大的政权,事到临头时就像纸糊的一样。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并非所有发生了抗议的国家都是毫无希望的,那么在抗议的初始阶段,或者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谁来裁定抗议的性质,以及那个国家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呢?
  这个裁决权目前很大一部分掌控在西方舆论手里。非西方国家对此进行抵制往往是艰难的。抗议的合法化程度在西方最高,对抗议的适应西方也最娴熟。这使得非西方国家如果就这个问题与西方讲理,就像小孩子和大人之间的争辩。
  抗议都有追求利益的成分,它的合理性永远都是相对的,其目标理性的高低也很不确定。但当抗议情绪主导了一个社会的公众思想时,这种细致的思辨必然被口号淹没。
  对于中国这样社会矛盾多发的国家,2011年世界大范围的抗议活动留下了有益的提示。首先,中国切不可在抗议的自由度上与西方攀比。事实证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比不过西方国家。中国社会不可在这个问题上逞能,理想主义。
  第二,在慎对抗议*****的同时,中国社会一定要有对它们的偶然爆发,甚至一定规模的爆发,拥有承受力。中国公众得有独立判断国家政治形势的能力,而不被西方舆论的裁决所左右。不建立起这样的承受力,中国的社会稳定永远都差一份关键的富余量,缺一份必有的从容。
  第三,在抗议和*****不受鼓励的中国,社会治理管道的疏通必须是主动、积极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推进速度,必须比抗议自由的国家更快。中国在民生及反腐、社会公平等领域都需不断建树,政府必须有抗议正在进行的紧迫感。
  总之,抗议的流行是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完全躲开它显然不现实。但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如果被它误伤,将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未来西方与新兴国家博弈性价比最高的手段,就是对它们的内部情绪进行影响甚至操控。在全球化之前,这很难做到,但现在,这样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
  作为中国,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发展,国民才会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拥有在西方面前充分的政治文化自信。在这之前,我们得不断提醒自己别被忽悠了。
0909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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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1-12-27   
原本强大却堕落腐败的政权,事到临头时就像纸糊的一样!
xiaocaobei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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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1-12-28   
1.人往高处走,水往高处流,这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向往好的生活,高质量的生活。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由于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同时还有很丰富的,多元的文化生活,不仅有过硬的硬实力,还有很高质量的软实力。对刚渡过温饱期的中国人来说,食色性这种最原始的动物本能依然是中国人生活的主旋律,所以对富起来的那一小部分来说,也就是,有权,有钱,有知识,有能力的社会精英来说,饱暖思淫欲是他们的追求,发达国家保护人的动物本能,虽然,他们的文化早已经超越动物本能的阶段,而是向着更高级的发展人性,提倡人的自我发挥,人的个性,人的自由等等高级阶段。所以他们也需要一些高质量的可以向着人发展的勤劳的,有钱的,有知识,有体能,有本事的人来充当社会金字塔的底座,这是充分的考虑了政治的,经济的,贸易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宗教的等等等等的原因。


2.中国处在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发展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市场经济和社会改革都处在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社会矛盾和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各种利益团体和社会本体单元的对立日益尖锐,对于没有创新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对于保守的中国人来说,对于习惯性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对于多数还比较愚昧的中国人来说,对于喜欢内斗的中国人来说,延续几千年的斗争历史很可能重演,固然权贵阶层站得高,看得远,但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自私和贪婪,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包括多数位高权重的人,他们不会为了国家的未来,其他人的幸福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和权利,所以不愿改革,不愿放弃,不愿学习照搬发达的国家已经实践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好的经验,非要顾步自封,非要特色,这使得聪明的精英中国人对未来没有安全感,要么三十六计走为上,要么脚踩多条船,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数为自己留了后路。


3.穷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无知是产生穷的动力。中国人虽然号称世界最优秀的,高智商的民族(英国一个教授画了一张世界智商分布图,东亚国家的智商是世界最高的),但由于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后来的闭关锁国,高智商的民族变成了很愚昧的民族,包括中国,朝鲜在内,往来无白丁,温良恭谦让的中国人成了今日巧取豪夺,假货泛滥,阴谋处处的地方,谁愿意整日生活在这样的社会?


4.在发达国家,人权高于一切,这包括人的动物的食色性的本能和人性,因此也就包括了任何人的任何合理的要求,有些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而在中国,主权高于一切,谁是主,没有人肯说清楚,权贵阶层拥有所有一切的解释权,所以多数人只能被当成猪一样的圈养着,位置高的人一手拿着食料,一手拿着皮鞭和屠刀。而一旦跳出猪圈就成了人,谁愿意当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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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1-12-28   

中国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
作者:陈志武    

没有人会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民主,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制度搬到毫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上,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
民主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得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这百分比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3.5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共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庞大的官僚队伍。
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从北京到乡一级各层政府的奢侈官方办公大楼、形象工程,浪费全国公民的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入用在老百姓福利上,这些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增长。但是,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须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民主使提高收入机会增多

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000万至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那时候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

可是,虽然现在一年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

也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需要民主,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民主有什么用?

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有利于不平等的温床

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钱和前途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先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分配给谁呢?当然是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连老百姓的金融储蓄都全掌控在国有银行的手里,结果也是谁有权力、谁有关系,谁就能融到资金发财。土地在国有制的名义下由官员支配,结果也是谁有关系,谁就能做一夜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

另一方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谁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如果说中国有以官为本的传统,那么,这些年的国有制加政府管制使“官本位”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民主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乌托邦式的福利经济。

所以,民主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诉求,而是涉及到普通大众切身利益的务实选择,涉及到收入机会是否能平等的问题,一点不抽象。

http://www.kaixin001.com/repaste/44096102_4748711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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