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写的是写政府和商人博弈的历史,2000多年来政府和商人一直在博弈。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工商业界仍然被强大的政府所挤压。我们需要对未来中国进步的曲折性和艰难性有更多的心理上的储备。
吴晓波在前言中写道“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而是因为,财富的积累必托庇于拥有者与政权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对等的。”
中国很可能再一次变成闭关锁国的国家
中国两千多年发展,它跟地球一样存在公转和自转的问题。公转,它有一个世界时间,世界进步中国也在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有强烈的自转性,因为它的地理条件和庞大的人口结构,它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
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发展好的企业99.9%都是内需市场的企业。像华为,你把它利润做解剖一大半也是来自中国市场。自转性非常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它对外资需求大不大,比如我们需要全球很多石油和铁矿石。第二,中国对全球化消费市场的需求大不大。
闭关锁国对国民来讲不一定是坏事,比如康乾盛世就是闭关锁国的结果,甚至发展是停滞的情况下,老百姓依然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现在在政治体制情况下已经很难解释这个问题我很好奇的是在未来美国所进行的这一轮的第四次浪潮,比如它的新能源革命、它的环保革命,这些革命在未来二十年后所带来的结果是让中国这样一个获得收益的国家因为这样的革命而变得更加开放？还是因为这样的革命造成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再需要全球能源的贡献。如果是不再需要全球能源的贡献的话,中国很可能再一次变成闭关锁国的国家,而且这个可能性会非常高。
企业生存环境空前恶劣
当前企业环境从历史上来看都是及其恶劣的,都是空前恶劣的。中国历史上治国者有一句话,这个国家怎么是一个好的国家,老百姓并没有感觉我的赋税增加,但是我们国家有很多钱。在老百姓没有觉得赋税增加国家又有很多钱靠什么？靠国家控制能源性资源性产业,到国民政府的时候还坚持这样的观念,包括孙中山、梁启超都有这样的观念,国家控制重要的能源、资源,以此进行大量财富,这个财富国家进行分配,它的前提是赋税要很低。甚至孙中山说土地应该国有化,但他承诺土地国有化以后会把所有商税减免掉。这是中国治理和别的西方现代国家治理最大的差别,我们认为资源性控制的收入能够解决国家财政收入问题。所以中国历史上治理模型和西方模型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我希望在书中讲清楚的问题。但是当前政府不但控制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能源,同时它又是全世界赋税最重的国家。所以从两年前统治来看,当前政府是两千年历史上最贪婪的政府。在这种贪婪情况下民营资本的发展会变得非常脆弱,所以挺可怜的一群人。
商业文明底线是靠市场来决定
一个国家要变成真正的商业文明国家,它一定是很不平衡的问题,政府和有产者、NGO组织、老百姓互相之间都是独立的,当一个企业做了错误事情以后,会受到来自于政府、社会团体、消费者、媒体的抵抗和惩罚,这样他的犯错成本就会很高。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这些企业犯罪成本可能会很低,当一个人犯罪成本很低的时候,你就没有所谓的底线。如果我们抢银行,抓住只罚50块钱的话,那大家都抢银行了。我抢到了拿50万,但是没抢到就罚50块钱,那人人都会去抢银行了。所有不被惩罚的这些企业都是国有企业,那就很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