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想在死前看看这出戏的结局

缺少逻辑，东扯西拉

在中国这么明白的人还是很少有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761450100k3al.html

不要人云亦云，应有自己的脑袋。

出戏的结局

　　天上不会掉陷饼，政府永远只分配财富而不会直接创造财富。最后的债总是要由老百姓还的。这点始终要牢记。而且，政府分配财富的时候，财富还会消散掉一部分，各种行政成本徒然增加。而且，政府分配财富永远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公正，分配权力越大越难监督，腐败和不公平也越大。

就像证券市场，2年内集中出现了上千位几十亿富翁！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和奴役的种子，是社会一起遭殃！所幸，已经有党内在任职的高官开始向不合常识与逻辑的“中国式感恩”开炮，2012年5月9日上午9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中国*****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近几天的那位最牛散户，花7年时间换来的500万。其中所承受的痛苦，我们三板人都一直承受着甚至比其更深的痛楚，只是他现在欢喜了，我们还在受伤害。。。。。

大拆大建祸起土地储备制度

城市私有土地在“文革”中的波折

当下的一个荒诞现象，是众多房主认为房子下面的土地不属于他自己，有房主甚至为此跟我争得耳红脖子粗，激动地向我强调：“土地怎么是我的？那是国家的！”我好心好意提醒他拥有什么，他却生气了，认为我太无知，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呢？

人有屋，动物有穴，都是不可轻易挪动的安身之所。房子和土地是分不开的，在物理、法理、天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上都是分不开的，但２１世纪的中国市民却认定自己不拥有每天踩在上面睡在上面的土地。而近年来建立的土地储备制度之所以没有在它每次引发剧烈社会冲突之前让一般民众在意，正是因为大家心里认定自己已经早不再拥有土地，因此想都没有想到地方政府要拿去“储备”的土地在进入“土地仓库”之前，其实是不归国家所有的，地方政府的这些“土地仓库”原本是空的。

事实上，中国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土地改革只涉及农村，不涉及城市。１９５０年代初期给所有城市业主都换发了新政权的“房地产所有证”，房和地都继续归自己所有，政府并制定出若干法律规定，以示尊重市民的私人房地产权利。到了１９５５年，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建设用地的紧张，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表示，希望未来“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办法一律收归国有”。而这里涉及的仅仅是 “空地、街基”。但是“文革”中被**********的国家房产管理局的一份文件，即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４日“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却篡改了１９５５年中央书记处文件的内容，擅自在上述内容后面添加了一句注释：“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并在这样的歪曲原意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国有化”。这个红卫兵式的“土地国有化”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提出的，是一个抢夺市民财产的计划。

在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并被中共中央定性为一场“民族劫难”之后，这个红卫兵式抢夺城市土地的计划显然被回归正常运转的国土和房屋管理部门视为无效，因为直到１９８２年，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在其发布的“关于城市（镇）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暂行规定”中，仍然表示：“根据宪法规定精神，我国城市房屋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所有制。应加强房屋和土地产权产籍管理”或“凡在城镇范围内的房地产，不论属于国家集体或个人所有，均需到当地房管机关办理产权登记，领取房地产所有证。”这里所说的“地”即每一份经过合法登记的产权证书上标注着地号的实物土地，也即体现着土地产权的土地。


政府储备土地必须先取后予
 
只是１９８２年底出台的宪法，才提出了“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然而在这个时代的这种提法是不可能与红卫兵时代的倡议混为一谈的。因为红卫兵时代的意思是直接伸手去拿地，而强调保护私人财产的“８２宪法”里的这个“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是潜在地预见一系列合法程序的，所以它只能是表示了一个趋向而不是已定的事实。

对于这一点，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官员宫玉泉在他的一篇论文中，做了公开陈述：“政府必须要‘先取后予’，即在供应某块土地使用权以前，先要取得这块土地完全的产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而是一个产权保护、社会公正与公平问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来，国土资源部门一直主张以公开方式出让土地，并且写入法律，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就要求有条件的地方要实行土地招标拍卖出让，但一直没有搞起来，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政府手里没有可供招标拍卖的实物土地，没有标的物，自然没有条件搞。建立土地储备制度以后，政府手里有地了，推行招拍挂出让就具备前提条件了。”换句话说，国家并没有在“８２宪法”之后一夜之间拥有了城市土地的土地产权，而是此时此刻正在试图通过土地储备予以实现，即凡是没有收购过的土地目前都还不是“国有”的，若“国”已经“有”，便谈不上需要收购了。


生地出让不合法律要求
 
然而，由于当前的各地政府均极力“以地生财”，自１９９７年开始试行的土地储备制度从起步时就走入了歧途，全国各地制定的“土地储备办法”一方面把“土地储备”定义为：“指政府依法通过收购、收回、征收等方式储备国有土地”；另一方面又规定：“土地储备开发涉及房屋拆迁的，由土地储备开发实施单位办理有关拆迁手续，并组织实施拆迁。”即跳过“收购、收回和征收”的程序，直接就由土地储备部门组织的实施单位（通常是看中该地块的开发公司）拆除众业主的房子，把本应该制定的收购土地产权的合同改变为拆迁现场上的“拆迁协议”，并在现实中经常照此无任何法律依据的“土规定”操作，等于执行了红卫兵时代那个不理睬法定程序直接取走私人土地产权的意旨，这是明显违背宪法精神的。

诚如宫玉泉所说的那样：“对政府未经土地产权人或者地上附着物产权人的同意，就将土地供应出去的行为，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将“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以后，政府能否将这种土地供应方式继续维持下去，答案不言而喻。而北京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史贤英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９日在《中国国土资源报》上也说：“北京实行生地（作者注：即仍有土地权利人的土地）出让很多年了，实际上，生地出让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


用坚实的私人土地产权来阻止大拆大建
 
生地出让泛滥的同时，各地政府欲储备的范围也是无边无际的，似乎凡是没有进入开发公司口袋里的土地，都要拿过来。为此，近年来有关的拆迁公告上可以看到五花八门的名目，如“旧城改造”、“整治城中村”、“绿化”、“消灭边角地”、“排危解困”、“环境整治”等。而待到拆光了进行“招拍挂”之后，一转手还是让土地落到了房地产开发公司手里，所谓“储备”只是走个过场，完全背离了储备土地应用于公共利益的初衷。

“８２宪法”计划的部分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的那个“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私家”开发公司“所有”，等于是动用公权力来为与普通民众享有平等民事权利的部分私人服务，并且这种服务还是“一条龙”的：银行先期贷款支持土地储备中心——土地储备中心为开发公司垫资以支持拆迁——拆迁后土地储备中心通过拍卖回笼资金偿还银行——开发公司通过招拍挂取得土地，这是极不公正的，整个操作行为于法无据，操作主体也不具备资格，因为“土地储备中心”是没有行政征收权力的事业单位而非行政机构。

如此态势，注定了没有哪个市民的住宅权是有保障的，他的住宅下面的土地随时可以划入“土地仓库”之中，而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土地就落入开发商之手。

为此，笔者有如下几点建议：
 
１．撤销目前这种违宪的仍在试行的土地储备机制，国家为公共利益进行建设尽可直接依法实施对土地的收购和征收。
２．改地方财政以土地出让金支撑为税收支撑，一方面能够以“细水长流”替代“一锤子买卖”，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政府与部分私人（房地产开发公司）结盟。
３．停止“土地使用权”这个已经使用了近二十年的永远说不清楚的用语，而以概念明确的“私人土地产权”代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土地并不需要“私有化”，因为实际上其产权至今一直是私有的或部分私有的。建议为商品房业主颁发“土地产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并向１９８２年以前的祖宅业主返还“文革”中被迫存放在房管部门的“房地产所有证”。
４．全面检查在已有权利人的土地上进行重复登记的情况，撤销无效登记。把开发商已交过土地出让金（和设计费等开销）作为其拥有有关土地产权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甲和乙之间错误交易丙的财产之后果不能由丙来埋单。政府可以以多种形式弥补过失，如通过把与该土地无关的另一种利益（包括在海外的利益）置换于已陷入尴尬之境的开发公司。由于重复登记的情况在历史城市和历史街区最为普遍和严重，此举在尊重私人财产的同时也能起到保护属于全民族的建筑文化遗产的作用。
５．全面检查已经入市和即将入市的土地之来源，撤销没有签定过“土地收购协议”的上市土地。

华新民  （载于2007年8月17日《南方周末》）

极权体制是个“花瓣陀螺”

         10月30日是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俄总理梅德韦杰夫称斯大林及同时期的苏共领导人发动了对人民的“战争”，并指称这是令人发指的罪行。注意“战争”这个用词，“战争”不仅仅是“政治迫害”， 如果说政治迫害着眼于“改造”，那么战争则着眼于“消灭”，战争需要谋划需要组织需要分工，是一门“理性”指导下的蓄意行为，而且调动的是整个国家资源。其恶性显而易见。

    最近看《苏联往事》，大量珍贵翔实的历史镜头证明从十月政变成功开始，到斯大林老死这段时间，清洗就从未停止，列宁堪称清洗的开山鼻祖，斯大林是集大成者。而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公开声称斯拉夫人是垃圾应予清除的言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极权体制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攻性，纳粹是一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曾经认为希特勒是马克思的编外弟子，没有得到社会主义的真传，他认为垃圾人口当然需要清理，但应该是基于阶级阶层，而不是种族。纳粹四处侵略，开拓所谓生存空间，导致欧洲血雨腥风，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是典型的进攻性极权主义。

    这样说不意味着另一种极权体制就是爱好和平的。战前与纳粹协议瓜分波兰，制造卡廷惨案嫁祸于纳粹，入侵芬兰，战后唆使金日成挑起韩战，古巴导弹危机，扼杀布拉格之春，多次在中苏边境挑起战端，入侵阿富汗，可谓恶行累累。

    因此说极权体制具有进攻性绝非浪得虚名，但罹难者多是国人也是事实，回看历史，就会发现此体制是一种标准的自残式体制。谁跟他认同感越强，就被整的越惨。

    苏联的溃散和我们自身的痛感让我们慢慢看清，这个体制对自己国人的摧残伤害先于对民主政体的威胁挑战，而且它赖以挑战民主政体的所谓“辉煌成就”基本上是以对自己族群的伤害为前提。他的成就越辉煌，屁民的命运就越恓惶。而这根本不是发展必须的对价，而是维护权力处心积虑的手段。

    短期看，极权体制可以集全国之力，不计代价去攻克某些难关，完成一些大项目，但如果放眼长远，就会发现其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它把人工具化看待，最终人也将被驯化成没有创造力的工具。而创造力是竞争力的源泉，因此极权体制不是民主政体的对手是一目了然的。这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

    不做横向比较，那对极权体制是一种赤裸的羞辱，即便纵向比较，抛开几个集全国之力攻克的大杀器或面子工程，在民生领域你会发现他们号称发展了几十年却刚能解决温饱问题，与清明上河图上的景象相比也丝毫不占优势。

    在民生领域，极权体制基本上原地踏步，当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厨房辩论就显示了这种尴尬。在苏联一直流传一句口头禅：面包会有的，土豆烧牛肉也会有的。这跟拆那人见面习惯问候“吃饭了吗”一个意思。

    极权体制就像个陀螺，要想不跌倒，就需要不停的旋转，要旋转就需要外力不停的抽打。而手持鞭子的人就是那些领袖。整个体制，只有领袖可以超脱这个体制，不被其束缚，可以调动起一拨人整治另一批人然后时机成熟像菩萨一样现身充当仲裁者，可以在饿殍遍地时被下属劝着吃红烧肉。

    陀螺的旋转有个特点：移动的距离很短，但旋转的速度很快，基本上属于原地打转。除了少数几个领袖，所有国人都是这个陀螺的部件，既看不到抽打的人，也会对这个体制进步的速度产生错觉。

    民主政体与极权体制共存的时间越久，极权体制的先天不足就暴露的越充分。一个与民主政体竞争失败的极权政府，侵略之手慢慢都会收回来，转而把手放在同胞的脖子上并且慢慢勒紧。即从外斗转为内斗，清除不满和怀疑者，来保持团结。无论苏联还是纳粹，都是如此。

    更确切的说，极权体制是个花瓣陀螺。每个人都是一个花瓣，领袖通过组织的力量，用绳子把所有花朵捆起来，捆成一个陀螺，然后就抽打让它旋转。在这一过程中，随时把某些花朵剥掉，花朵越来越少，要维持旋转，只能抽的越狠，可抽的再狠，终有转不动的那一天，最后陀螺会自动溃散。

    当然某个花瓣被剥掉，有时根本是随机的。不一定都是离心的花朵-但离心的花朵在劫难逃是必定的它只是需要不停的剥离，需要剥离造成的恐怖气氛。因此这种自残还具有某些无厘头的特性。

    极权体制从其诞生之初，就显示了它无所不敢毫无底线的特征，而且越艰苦越疯狂，这一点俄罗斯人用了整整70年才摆脱，又用了18年才得以从容的梳理这段历史，08年俄罗斯人拍摄了《无畏上将高尔察克》，镜头下的苏维埃对沙俄精英几乎一网打尽，沙皇被族诛，无论妇孺，无一幸免。在另外一个国家，一个领导因为投敌叛变革命，也被另一个领导指使斩草除根。多么相似的情节，都是在革命最艰难的时代。也许放在皇权时代，这不算最残酷，可却发生在启蒙运动几十年之后的20世纪，尤其考虑到实施这行为的人曾宣誓要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斗争，这的确显得有点荒诞，一个连无辜孩童都不肯放过的人，是为了谁的自由而奋斗？

    但我不认为当初他们的宣誓是假的。他们也曾是热血青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号。然而当他们加入革命洪流并掌权之后，幸存下来的他们已然变得非常可怕。对所在国而言，这是一出真正的悲剧。而且这种悲剧只有在这种体制坍塌之后才能真正为人看清。

    在这种体制下，一个“好”的领导，是无意识消极的作恶，一个“坏”的领导，是有意识积极的作恶，他们之间的差别仅此而已。事实上，这些“好”的领导在极权体制初期几乎不可能走上最高位置，他缺乏那种残忍独断阴狠的“领袖魅力”。他们倒是有可能存在于“后极权体制”之下。

    斯大林无疑属于后者。他杀人太多，而且相当恣意。战后他自诩解救了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但事实上巴巴罗萨之前，他一直是希特勒的同盟军，而且耐心传授大清洗的经验，方便纳粹清洗犹太人，战后又以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不忠诚为由，将之整体性驱逐到中亚，而且不让带生活物品生产工具，锁在闷罐车里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他只是把这作为杀人的方式。这是对非斯拉夫人的迫害，背后肯定有种族清洗的诱因存在。

    但他对斯拉夫人，也就是苏联的主体民族也丝毫没有手下留情，大清洗时期，保守估计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十月革命时期的六位政治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他五人中四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此外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也遭到清洗。这也正是俄罗斯政治受害纪念日的来源。

    同样是大清洗时期，他派军人抢夺乌克兰人的粮食，人为造成大饥荒，饿死750万人，转而把夺来的粮食供应给纳粹以资军用。他在履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友好互助条约时是模范的守约者。这与他一贯背信弃义的行为颇不一致。而他做这一切只是因为觉得乌克兰人有点多了。后来同为斯拉夫人的乌克兰带头独立造成苏联分崩离析，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但把这一切罪恶都归在斯大林的身上是不公平的。把这仅仅归咎于个人邪恶更属于皮相只谈。应予反思的是，为何是斯大林这样的恶棍得以脱颖而出？或者说这个体制为何选择了斯大林这样的恶棍？或者更准确说这个体制为斯大林这个恶棍脱颖而出提供了那些便利条件？同样值得反思的是为何斯大林恣意作恶而不受制约？

    往事已矣，受害者和作恶者都已经化为尘土，但历史不应该成为和事佬，死难者应该被纪念，作恶者应该被鞭笞。同时要做体制反思，前车之覆，以为后车之鉴。

    一个民族受难的历史，也为一些平庸政客成为伟大政治家提供了契机。只要认清潮流，抓住时机，志存高远，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其英名就可能被镌刻上历史的丰碑。

    我们看谁能抓住历史的机遇？这样的机遇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冷锋不知所言于一箭阁

    201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