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九周年特刊#【全球市场重构下的中国选择】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挑战。在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中都没有中国的身影。中国若对美式标准系列谈判不闻不问,很可能被重构规则排除在外。这不仅将使中国失去现有优势,甚至已有的国际市场资源也会受到冲击。http://url.cn/QN6Mv4013年的世界经济, 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挑战。
此次新一轮的制度重构将在美国的主导下展开,大部分西方国家都为新的体系投入了大量资源及精力。但在美国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谈判中,都没有见到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的身影。一位权威人士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表达一种普遍的担忧:在这一系列高标准的谈判中,包括零关税、国企改革、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在内每一项都直指中国的敏感点。
除了双边及区域层次的谈判,近年诸边谈判(plurilateral)的微妙变化也颇引人注目。这种基于日内瓦谈判圈自行组织的小圈子,过去曾成功开展了政府采购协定(GPA)、信息技术协定(ITA)等谈判。不过这个谈判目前也并未把中国包括在内。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弗里曼曾在10月的WTO公共论坛上,当着新任总干事和众多国家代表的面指出,诸边谈判的兴起并非导致多哈久拖不决的原因,而是缘于多边的不振。
中国目前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转折点。中国的过去十年发展,主要是在自身改革的基础上充分消化了加入既有国际市场规则的结果。如果完全对“美式标准”系列谈判不闻不问,则很可能被重构的规则排除在外。这不仅将导致中国失去现有优势,甚至已有的国际市场资源也会受到冲击。
但问题是,如果中国选择加入谈判,就不仅涉及到如何判断“美式标准”系列谈判真实进展的问题,还涉及到中国到底能在多大限度上来迎接这来势汹涌的挑战?
多边谈判之殇
今年的WTO人事更迭,不仅迎来一名巴西籍的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 ,也迎来了一个中国面孔的副总干事——商务部前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易小准。这被广泛解读为WTO中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中国重要性提升的明确体现。
从9月开始,各国驻WTO的代表们便在新任总干事带领下,快马加鞭地开始进行早在一年前就启动了的多哈回合的“早期收获谈判”。翻开阿泽维多整个九月的日程,除了吃饭睡觉和周末,他的时间全部都在组织谈判。
他之所以这么急迫,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按照计划,WTO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即将于年底在印尼巴厘岛召开。对于已经启动了12年的多哈回合谈判来说,是涅槃新生还是永久泯灭,这次会议将会敲下定命运的一锤。
WTO新闻发言人洛克维尔(Keith Rockwell)对本报记者表示,摆在各国代表面前的,是一个仅仅占了多哈谈判5%左右的早期收获协定。“这些都是最容易推动,最可能达成一致的部分。”他说。
本报记者多方了解到,参与其中的众多谈判代表都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包括在业内评价颇高的美国大使庞克,他同时也是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USTR)的副代表。美国的主要关切是贸易便利化议题。另一个来自美国方面的可喜信号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弗里曼在前述讲话中重点谈及,美国强烈支持新任总干事对于多哈回合谈判的推动工作。
在此过程中,中国也被寄予厚望。正如新任的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秘书长柯图(Mukhisa Kituyi)所评论的,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在诸边规则制定上,而中国在以多哈回合为代表的多边谈判领域,一直投入较多精力,未来也希望中国为多边领域争取更多的关注。
然而,多哈回合的结局,并非是中国单方面的努力可以彻底改变的。数位参与谈判却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细节问题的过分纠缠以及所有成员必须一致通过才能决定的决策机制,都为这个早期收获的最终达成增添了相当多的风险因素。
事实上,在过去12年里,多哈回合深陷泥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包括农业补贴等在内的细节问题过分纠缠。
旧制度的停滞与脱节,用阿泽维多的话来说就是:目前的WTO规则诞生于一个没有互联网连接的世界里,高速的创新已经与过时的贸易制度互相冲突。
现在看起来,多边谈判就像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赌注。一旦达成,各方获益最大,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促进作用也最为强劲。然而失败的风险也同样高,根本原因包括主要国家的政治意愿,以及其过分强调一致性的决策机制。
欧洲式微、亚太入主
一个对中国来说较为复杂的现状是,不论是何种贸易制度的变革,中国自身所在的亚太地区都会作为布局的核心。
客观现实是,要同步推进涉及巨大经济体量的“跨两大洋贸易战略”,美国必须要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做出取舍。一位在日内瓦的资深观察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从美国的整体战略来说,经济高速发展的亚太地区显然是重中之重,而与欧盟的谈判安抚性质更强。因此TTIP谈判进程不仅将落后于TPP且象征意义更强。
而从本报记者近期走访欧洲核心国家的状况来看,对欧盟自身而言,想要回到复苏轨道的当务之急还是需要进行自身改革,TTIP不仅目标过于宏大,也并非眼前重点。
今年年中,博德曼基金会与总部设在慕尼黑的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一旦TTIP达成,除了美国这个最大赢家,德国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受益方。报告还指出,长期来看,TTIP会给德国带来18100个新就业机会,人均收入也将提升4.68%。
德国曼海姆的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的海曼(Friedrich Heinemann)博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德国的公众其实对TTIP并无太多热烈的讨论,美国与欧盟谈判TTIP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内容,他对达成一致并不乐观。他对德国公众对于TTIP话题的关注度用了三个形容词:不受欢迎(unfavorable)、过于遥远(far-reaching)、仅限专业人士讨论(Specialists only)。
“在美国眼中,亚太地区显然是重中之重,人口、经济增长潜力、市场的友好程度,都远远胜于欧洲。欧洲选民的怀疑态度,会让政府对开放市场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说。
与TTIP这样遥远的话题相比,他所代表的欧洲学者更为关心欧债危机的演进。海曼认为,缺少竞争力、可持续的公共金融支持、行政效率低下是欧洲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很多危机国家到目前还并没有解决。目前的情况是,最先发生危机的国家,如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已经有了一些进步。这些国家由于承受了来自金融市场和借贷方强大的压力,已经开始改革自身体系,但是对于意大利和法国而言目前的状况却没有这么乐观。他们虽然是欧元区的大国,但对现存的实质性结构问题却还没有真正启动一系列改革进程。
巴塞罗那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维达(Jordi Catalan Vidal)的预期则更为悲观,她认为五年内看不到复苏的希望。“真正纠结的部分是,西班牙为了加入欧盟要牺牲一部分核心经济自治权,但经济一旦出了问题,欧盟却说你们得自己解决。要知道,我当初是强烈反对西班牙加入欧元区的!”她说。
在经济仍然负增长的意大利,本报记者在罗马、威尼斯、米兰等城市见到的企业家们无一不期盼TTIP的谈判有更快的进展。但现实考虑是,他们更期待来自中国企业能带来更多的投资,以缓解当地的危机状况。
虽然法国和英国已经开始有了些许复苏的迹象。但从本报记者走访欧洲多国的状况来看,企业、学界普遍认为这种迹象很难被认定为可持续的复苏。从德国、法国再到西班牙、意大利,人们认为如果要回复到危机前2007年的水平,恐怕要度过10年以上的漫长复苏时期。
巴塞罗那市知名的酒店餐饮Tragaluz连锁集团创始人艾斯提瓦(Rosa Maria Esteva)对本报记者说,在过去五年里,每一年她都对未来一年经济状况好转有所期待,但实际的状况却是一年比一年糟糕。在2013年底及2014年的最初4个月,她感觉情况已经是过去几年来最糟糕的,客人最少,而且运营利润及营业额也是最少的。
在罗马, 意大利奢侈品牌杰尼亚(Zegna)的拥有者杰尼亚(Paolo Zegna), 也感受到了类似的萧条周期情况。他同时也是意大利商会组织Internationalisation of Confindustria技术小组主席,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表示看不清楚危机将会何时结束,如果现在就谈复苏,似乎为时过早。在这种情况下,杰尼亚主动与本报记者谈及TTIP, 表示非常期待对拉动经济的此类谈判能够有所进展,而且希望欧盟与日本、加拿大的自贸区也能一并成功。
“美式标准”之下的中国抉择
从TPP到TTIP再到全球服务业贸易协定(TiSA),这一系列由美国主导的谈判模式已经开始形成对WTO的合围之势,他们与已经启动多年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一脉相承,堪称世界贸易的美式标准体系。
如今,摆在中国面前的选项是要不要加入TPP?何时加入?如果加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启动国内改革?
对于这一系列选择,国内的争议一直存在。如果美国原定于今年年内达成TPP协定的想法得以按期实现的话,那中国现在已经因为太晚而失去了选择的机会。幸运的是,目前看来,美国的计划存在着相当大的变数,这个变数来源于美国自身问题。表面看似简单的财政预算争议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奥巴马“医改法案”、加大公共支出和减税之间的争议一时都难以解开。
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11月12日与来访的美国财长杰克·卢刚刚举行了会谈,此行主要目的是呼吁日美携手合作,力争促成奥巴马政府所重视的TPP谈判在年内达成协议。会谈结果也是确认双方将努力携手促成谈判。
但是,一个不能忽略的细节是,麻生向杰克·卢表示,希望美国政府就围绕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财政问题提高透明度。而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温迪·卡特勒11月6日也公开指出,美日TPP谈判在农产品关税减让、汽车贸易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困难。
而把时间再往前推,美国政府从10月1日开始,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未解决新财年的预算分歧,国会参众两院没有批准联邦政府新财年的临时拨款议案,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被迫停摆。“政府关门”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奥巴马缺席了同一时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APEC会议。在他原有的行程里,奥巴马将在那里组织一系列谈判,以推进年内TPP达成一致。这次缺席,使得TPP谈判士气大挫,会议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当前,主张中国加入TPP谈判的声音开始壮大。最新的研究来自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他们运用“跨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以2013年作为基期,对中国加入TPP对中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测算。假设TPP成员国之间实现零关税,结果显示,如果现有的谈判成员国都加入TPP,而我国不加入,则我国的出口增速将比2013年的预期增速下降1.02个百分点,GDP增速将下降0.14个百分点。这些损失似乎不是很大。但是,与不加入相比,中国加入TPP之后的收益则很显著:出口增速将提高3.4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5.58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将提高0.68个百分点。其结论是,加入TPP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平衡。
但该模型并未考虑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如果参与其中,中国需要付出的改革成本;目前TPP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与时间表带来的基础数据变化;目前谈判各方为达成一致可能接受的例外条款等等。
一些业内人士也对本报记者表达了担忧,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加入TPP的进展并不顺利,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果加入TPP谈判,受到的外部阻力只会比日本更大。贸然加入一个内部分歧较大、不明情况的谈判,中国很可能被一些国家和利益群体指责为阻碍谈判者,做了替罪羊。
抛开这些对于TPP进展的猜测,中国应该重点考虑的实质问题是,TPP是否与中国的改革方向一致?如果是,不管目前时机是否合适,都应该继续沿用“渐进式”改革路径来创造未来加入的可能性。从各种渠道来看,目前的一些信号已经相当积极。
在美国缺席的APEC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于推进国内改革的言论已经引起广泛关注。“我们认识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因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他说。
近期的实质性动作来自上海自贸区涉及的改革;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以及传闻可能加入其他美国标准相关谈判的高度意向。
(编辑:付筱婧)